保爾森此次訪華行程:4月2日淩晨抵京,隨後會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下午會見國家主席胡錦濤及外交部長楊潔篪、財政部長謝旭人等。4月3日上午在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發表環境保護合作的演講,隨後會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返美。 (4月3日《東方早報》)
美國財長訪華算不上什麼新聞,因為保爾森來中國的次數實在是太多了;中國副總理王岐山會見保爾森才算新聞,王岐山首次以中國主管金融的副總理身份參與到中美兩國經濟的高端對話中無疑值得各方關注的。
面對保爾森的再次訪華,媒體認為是為“6月份在華盛頓舉行的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做準備”,實際上這也標誌著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進入了“後吳儀時代”。
輿論對王岐山行事風格的評價通常會與他的上任——吳儀相比,吳儀在參與創建及執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中的歷史作用是無可替代的。事實上,頗顯成效的中美戰略經濟機制在吳儀頗具個性風格的推進下,形成了兩個大國之間處理經濟事務的默契方式。作為繼任者,王岐山簡歷中的金融從業背景,以及在非典期間較強的危機公關處理能力得到了各界廣泛認同,特別是在同吳儀處事風格的比較上,媒體更多的認為兩者有太多的相似之處,這也就為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良性運行鋪就了更有希望的前景。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成功在雙方各自立場上都有不同的認識,就美國方面看來,保氏在前三次經濟對話中的前後期訪華都對人民幣走強産生過影響,輿論稱之為人民幣的“保爾森效應”。此次保氏訪華未能顯現“保爾森效應”恰恰證明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本質還是體現在“對話”上——中國在重要問題上的讓步是有原則的,平等是對話的前提。
此次保爾森訪華也帶來了另一個積極的信號,美國媒體稱:“由於清潔和可再生能源是雙方政府能密切合作的領域,且得到了很多積極正面的回應,兩國政府可能將這一議題從戰略經濟對話中分離出來,單設一個獨立的對話機制。”
這意味著,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已經衍生出雙方更有合作空間的對話領域和合作機制。就“清潔和可再生能源”領域來説,中美雙方已經認識到合作的必要性,並且此項領域的合作不會因為雙方政府的人事變動産生過多的影響,因而會有建立起一個長效的機製作為保障——一切想法自然是來源於戰略經濟對話的衍生。
可以預料,即將到來的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上,兩國高層人士個人風格的交集必然會産生相應的結果,中國越來越成熟的經濟對話思維將會再一次推動值得中國人期待的願景的實現,就這個願景以及可期待的結果來説,很大程度上是由因為對話機制的建立而促成的,這種成熟是中國處理、應對大國間發生的經濟事務中亟待擁有的能力。
責編: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