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報：達沃斯的專家也不能預知未來

　　30日《泰晤士報》網站就今年的達沃斯論壇刊登了一篇題為《達沃斯的專家也不能預知未來》的評論文章，現摘譯如下：

　　根據對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2000名行業領袖、諾貝爾經濟學家和各國政要的一份調查，過去4個月來他們的信心“猛降”、對經濟復蘇的希望“蒸發”殆盡。只有21%的企業領導者現在預期自己的公司將會迅速發展(一年前是50%)，大部分人預期未來三年頂多出現緩慢而虛弱的復蘇。

　　好消息是這些行業領袖、諾貝爾經濟學家和政府要員對未來的判斷通常是錯誤的。同《時代週刊》或《商業週刊》的封面文章一樣，“達沃斯的觀點”將是關於未來一個更可靠的“反向指標”。

　　為什麼雜誌所采寫和調查的精英觀點往往都是錯的呢？這並不是因為雜誌編輯和商業領袖愚蠢或不負責任。相反，正是因為這些人聰明和負責，他們才不願在沒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情況下將一篇文章放在封面上或強烈表達某種觀點。而等到所有這些卓越的人們確信某一趨勢並得出近乎完全一致的調查意見時，可能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人都已經發現這一趨勢並已採取行動，於是這一趨勢也就沒有太長的路可走了。

　　金融市場上代價最高昂的一句陳詞濫調是“這次不同以往”。在每次投機狂潮中，樂觀的投資者都拚命説服自己，認為自己發現了一種新的魔力，它可以讓當前的繁榮比以往的“泡沫-破裂循環”更為持久。然而每次他們都被證明是錯的。

　　但是那些嘲弄看多投資者容易受騙的犬儒主義者卻忘記了一點，在看空的時候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就像多頭在每次繁榮中都宣稱“這次與以往不同一樣”，在每次滑坡中悲觀主義者都堅持世界面臨著史無前例的災難，因此這次衰退不會像以往那樣繼之以復蘇。

　　從某種意義上講悲觀主義者是對的，每次衰退和金融危機的確不一樣。這一次的驅動力是史無前例的信貸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危機原因是德國統一的後遺症和英國、意大利、瑞典被逐出歐洲貨幣體系；20世紀80年代是因為20%的利率和股市的崩盤；20世紀70年代是由於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加上石油危機和通脹。

　　每次經過一場不可思議的災難之後，末日預言家們都宣稱資本主義已經完蛋了、市場永遠不會復蘇、這次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然而每次世界經濟都復蘇了，資本主義活下來了。

　　當前世界經濟的確面臨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通縮壓力，但是跟這種通縮壓力相抵消的是同樣史無前例的擴張性力量：有史以來最低利率、石油和大宗商品價格最快下跌、和平時期最龐大的公共建設支出，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有意願和能力不惜一切代價加印鈔票來支撐金融體系。

　　那麼對於這場擴張與通縮之間的角力，我們能否預知其結果？只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任何經濟預測者都不能準確預言未來一年會發生什麼，除非是碰巧。這並不是因為經濟學家愚蠢，而是因為他們所使用的計算機模型乃是基於過去的經驗，而且在一個史無前例的劇變時期，計算機預測是沒有用的。

　　這是否意味著所有經濟學家都毫無用處？非也。但這的確意味著我們不應該相信任何由計算機作出的定量預測，而應該回到對社會和人性的定性推理。這正是亞當-斯密和凱恩斯所理解的“經濟學”，這也是為什麼這門學科叫“政治經濟學”。這些偉大的經濟學家從未宣稱自己有能力預測未來，他們所作的工作無非是幫助人們理解通向財富的創造和毀滅的社會進程及政治與心理壓力。

　　這些定性的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在超低利率和政府赤字支出的支撐下，謀利動機的創造性力量終將大行其道。

　　但是政治經濟學不能夠準確地告訴我們時間和發生方式。比方説，它不能夠告訴我們英美是否會比歐洲大陸遭受更大痛苦(而一些計算機預測則認為會這樣)，也不能夠告訴我們盎格魯-撒克遜經濟是否會因為其市場和政策更具靈活性而更早復蘇(這是我所相信的)。它也不能夠預測市場力量能夠創造出什麼樣的新行業和工作機會，來填補倫敦和紐約杠桿融資崩潰後所留下的真空。

責編：龐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