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27日電 香港《文匯報》11月27日載文指出,經此(金融)危機,中美雙方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兩個大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性,如何從戰略高度進一步因應這種依存性,是新一輪對話的核心戰略議題,這也是此輪對話以“奠定長久的中美經濟夥伴關係的基石”為主題的原因所在。與此相對應,中美兩國如何協調行動以管理宏觀經濟風險,就成為這一輪對話極為緊迫的核心話題之一。
文章摘錄如下:
日前,中國外交部宣佈,第五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將於12月4日至5日在北京舉行。與此同時,美國當選總統巴拉克 奧巴馬也正式宣佈了其經濟團隊人選。人們普遍關心的是:在新的形勢和背景之下,這一輪對話雙方又將談些什麼?
半年前,當中美在華盛頓舉行第四次戰略經濟對話時,美國總統大選還激戰正酣,奧巴馬剛剛在黨內初選艱難擊敗希拉裏;次貸危機雖然已經讓華爾街感受到陣陣寒意,但自從貝爾斯通倒閉後,壞消息似乎一時間銷聲匿跡了;中國國內經濟在救災和奧運兩重刺激下,還是一派昇平景象,決策當局依然在“雙防”,即防止由結構性通貨膨脹轉變為全面性通貨膨脹、防止經濟由偏快轉變為全面過熱。那時,150美元每桶的油價正炙烤著包括美中在內的全球耗油大國,人們都在掐指盤算離200美元油價還有多少時日。
6個月後,無論是中美兩國的國內經濟形勢,還是全球經濟形勢,發生的巨變都足以讓人驚嘆和質疑:這難道是在同一年之中發生的嗎?
美國方面,伴隨著“兩房”被接管、雷曼兄弟破産、政府注資AIG、花旗銀行,直到近來三大汽車公司瀕臨破産;房價股價跌跌不休時,救市計劃也從當初的2500億美元上升至7000億美元,再到近日刷新的8500億美元,金融危機的巨大冰山一步步浮出水面。從虛擬經濟蔓延出來的恐慌開始打擊實體經濟,伴隨著消費數據下降、失業人數上升,美國經濟的衰退已經由當初的言辭爭論變為實實在在的現實。
就在次貸危機引發的華爾街金融危機從風暴升級為海嘯時,美國迎來了華盛頓新主人:民主黨不僅進一步擴大勝果,加深對國會山的掌控,奧巴馬更以絕對優勢擊敗對手入主白宮。王旗變幻的背後,不僅是美國政治風向、意識形態版圖的轉變,更是美國民眾深深地憂慮和希冀。
中國方面,雖然由於體系相對獨立、開放步伐穩健,金融海嘯對於其資本市場的直接衝擊相對較小,但海外市場的急劇萎縮還是讓沿海外向型經濟區域深受打擊,加之長期高速增長的經濟也恰在此時面臨調整,GDP增速的放緩引起了決策層的深刻憂慮,加之股市房市雙雙不景氣,一系列刺激經濟的調控政策、投資計劃應運而生、接連出臺。
伴隨著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影響的加深,國際社會出現三大呼聲:一是要求包括G8在內的發達資本主義大國,攜手包括中印巴西等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全球更加自覺地密切合作以應對危機;二是要求對現有金融體系進行刻不容緩地改革,切實加強對金融投機、創新的規制和監管;三是要求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在應對危機中承擔更大責任、發揮更大作用。
伴隨著各自國內及全球經濟形勢的深刻變化,自2006年12月份啟動、每半年進行一次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不論在各自對話需求上,還是在談判的關鍵內容上,都將隨之發生重大轉變。
與這次金融海嘯相伴隨的是,中國業已替換日本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中國外匯儲備中有超過8成為各類美國金融産品。華爾街遭遇寒流,中國已然無法獨善其身,甚至感同身受,此次危機不僅導致中國部分商業投資受損、國家外匯資産縮水,更引發沿海出口企業的空前困頓即是例證。同時,美國要走出危機和困局,更離不開中國的配合、支持甚至幫助,美國不僅需要中國繼續持有甚至增購美國債券,更需要中國經濟能繼續保持適度的高增長態勢,因為中美早已同為全球經濟的兩大強勁發動機。
因此,經此危機,中美雙方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兩個大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性,如何從戰略高度進一步因應這種依存性,是新一輪對話的核心戰略議題,這也是此輪對話以“奠定長久的中美經濟夥伴關係的基石”為主題的原因所在。與此相對應,中美兩國如何協調行動以管理宏觀經濟風險,就成為這一輪對話極為緊迫的核心話題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經過這次危機挑戰,中國在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從出口導向轉向依靠國內市場方面,已然無需美國的談判壓力,無疑有著更加緊迫的需要和更為強勁的驅動力;伴隨著國際油價急速跌落到每桶50美元以內,以及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對強勢美元的一致需要,美方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施壓的內外環境和氛圍也進一步淡化。倒是中方對於美方強化對華爾街的有效監管,以及促使其提振國內消費信心等要求,必將成為“促進經濟平衡增長”這一對話老議題的新內容。
同時,要求中國對包括IMF、世界銀行等為代表的世界金融體系、發揮更大作用、承擔更大責任,也可能是美方在這一輪對話中的新要求。 (張智新)
責編:劉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