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戰略的調整

　　武漢會戰後，日本被迫改變“速戰速決”的方針轉為“戰略持久期”。但它無時無刻不想儘快“解決中國事變”，隨著世界局勢的發展，中國問題已不單僅僅是中國局部的問題，而且成為影響制約其南進北進的稱霸世界戰略和以後太平洋戰爭局勢演變的重要環節，如何“解決中國事變”越來越成為日本政府和大本營戰略考慮中使用頻率最高、又最無可奈何的詞。

　　圍繞解決中國事變為侵略戰爭服務的中心，在總的“以華治華、以戰養戰”方針下，日本對華戰略的具體實施隨著戰局的演變經歷了幾次調整：

　　（一）南進之前：政略進攻、戰略持久，對中國國民政府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

　　政治誘降：1938年，日本進行拉攏蔣介石的“桐工作”，遭到可恥的失敗，但將一貫主張對日妥協投降的汪精衛及其集團拉下了水。汪精衛時任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地位僅次於蔣介石。汪的恐日心理由來已久，是九一八事變以來 “不抵抗”政策和一些列賣國投降協定的主要指揮者。汪曾在1935年即遭到愛國人士的刺殺，受了重傷，差點丟了性命。從1938年初開始，汪秘密與日本進行了聯絡。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及其投降集團終於從重慶出逃，投入日本懷抱。 29日，在越南河內發表致蔣介石等的《和平建議》電報，即臭名昭著的《艷電》，竟然將日本打扮成對中國完全沒有任何野心的“友好”國家，要求國民政府拋棄抗日國策對日本和平談判。汪的可恥行徑立即遭到全國人民強烈申討，企圖破壞抗戰的陰謀完全破滅。1939年5月31日，汪飛赴東京，與日本政府商談建立偽政權事宜。1940年3月30日，汪記“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當天，中國真正的國民政府下令通緝汪精衛。8月31日，汪又與日本簽訂《中日基本關係條約》，規定汪精衛“國民政府”，從政治上必須完全追隨日本、經濟上完全為日本服務、軍事上完全受日本指揮。南京偽國民政府名義上為中央政府，實際“政令不出南京城門”，各地都由日軍分而治之。此後，日本、德國、意大利及其他法西斯仆從國相繼承認汪政權。汪精衛偽政權完全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傀儡政權，是日本“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政治誘降的産物。自此，“汪精衛”成為“漢奸”的代名詞，遺臭萬年。但是，汪精衛集團只是一小撮民族敗類，這也從反面印證了中國最廣大人民堅定不移的抗日意志，他們用堅強不屈抗戰到底和最終的勝利回答了日本侵略者和少數漢奸賣國賊的卑劣企圖。

　　軍事進攻為輔：如對正面戰場頻繁的戰役進攻、封鎖中國的國際交通線、對重慶等中國戰略大後方進行瘋狂的轟炸等。重點實行對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戰場的“掃蕩”，以“鞏固佔領區治安”，但由於根據地軍民的機動靈活堅強有力的打擊，使日軍只能將作戰原則規定為“在短時間內實施短促的奇襲作戰，但以不擴大佔領地區並返回原駐地為原則”，而不敢在根據地久留。

　　（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尤其是日本接連遭遇失敗後的對華戰略戰術：實行所謂“對華新政策”，加緊實行“以華制華、以戰養戰”，重點扶植汪偽政權利用其為日本日益緊張的軍事、經濟和政略服務。

　　隨著戰爭的持續發展，日本的政治、經濟危機日益嚴重，日本不得不加緊掠奪中國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並且可以從中國戰場釋放部分日軍越來越有限的兵力進行世界大戰。通過加緊扶植汪偽政權，既可以利用其為之效力，又可以騰出手來從事戰爭，還可以蠱惑人心。為此，演出了與日汪簽訂所謂平等互助的“新協定”，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等鬧劇，汪偽政權竟還可笑地向英美宣戰。

　　更有甚者，日本指揮被其奴役的國家召開所謂“大東亞會議”，宣稱“大東亞戰爭”是為了“使大東亞從英美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等虛偽十足的口號。實際上，近代史上英美各國曾給中國和東南亞人民製造桎梏不假，可是，日本何曾是為了解放東亞人民呢？完全是為了取代英美等國的統治罷了，其殘暴專橫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更何況，隨著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發展，國際關係已經掀開嶄新的一頁，舊的國家關係已經逐漸被打破，中國已經成為盟國中重要的平等的一員。因此，所謂“大東亞共存共榮”完全是日本為侵略戰爭服務蠱惑被其佔領奴役的國家人民為其效命的欺騙之辭，僅其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殘酷暴行就足以證明了一切。

責編：周笑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