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3日，浙江三門的氣溫躥到30多攝氏度。下午3點多，陳雲林從位於珠岙鎮西陳村的家出發，趕往三門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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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疾人放映員：陳雲林 |
他一瘸一拐走過幾十米的碎石路。快60歲的人了，趕起路來即使正常人也需加快腳步，才能跟上他的步伐。
在村口，老陳招呼了一輛三輪摩的。熟識的摩的司機把他送到公路邊，約好晚上去縣城接他回來。在搭上開往縣城的公交車後，他一直緊緊捂著胸前的一個黑色尼龍包，裏面是一台價值兩萬多元的進口投影儀。
縣城的一家超市搞店慶，邀請陳雲林去放兩晚露天電影。剛過下午5點，太陽還高高挂在天上，陳雲林已經忙活開了。挂銀幕是最麻煩的事，要把5米長、3米寬的幕布挂到離地面約5米的高處，很需要下一番力氣。經過反復調整，直到幕布變得完全平整，他會把繩索連著打上幾個活扣。“放電影時，老有小孩子喜歡拽著繩子玩，所以繩子一定要係得結實。”他説。
這是個露天市場，攤販們都還在做生意。除了來往的行人，這裡還是平板車、小貨車和三輪車過往的交通要道。陳雲林拽著電線，穿過一個賣西瓜的攤位，又穿過一個賣玉米和土豆的攤位，拉到馬路另一側的賣鞋攤前，和放映設備組裝起來。
他開始調試音響。不知怎的，只有一個音箱能放出聲音。他一瘸一拐，穿過兩個菜攤和車流，走到馬路對面，把兩個音箱的插頭連線都檢查一遍，確認插好。再一瘸一拐穿過菜攤和車流，回到設備前，放音，還是一樣。往返試了數次，情況照舊沒有改變。“看來今天只能聽單聲道了。”他臉上露出遺憾的表情。
這時候，周圍已經聚集了不少人。一個抱著嬰兒的青年男子問：“今晚放什麼片子？”陳雲林回答：“成龍的《新警察故事》。”男子錶示，晚上一定來看。
“這片子是我選的，肯定好看。”看天色還亮，老陳就和周圍的人攀談起來。“我放了24年電影了，老百姓愛看什麼電影，我最知道。”他説，“我們鄉下人，最喜歡看武打片和戲曲片。”
拉開黑包的側袋，老陳抽出一個CD包，裏面插著幾十張碟片，既有數字影院提供的影片碟片，也有他自費購買的戲劇DVD。他的衣服口袋裏，永遠揣著一張綠色小硬紙板。背面抄著他所擁有的電影碟片名字，供觀眾點播之需。“現在我放的是數字電影，和城裏電影院用的一樣。這比過去的拷貝好多了。”老陳自豪地説。
1956年，年僅6歲的陳雲林第一次在珠岙糧管所的操場上看了場露天電影。他至今清楚地記得，片名是《梁山伯與祝英臺》。當時他看傻了：就一塊白布，怎麼能放出這麼大的人影？還會動？還有聲音？太神奇了！
他好奇地跑到銀幕後面，卻沒找到銀幕後的演員。從此，他迷上了電影。只要電影放映員一擺弄機器，他總是蹲在一邊，“眼睛睜得大大的”。
“當時，一張電影票5分錢。我總是纏著媽媽要錢去看電影。有時等不及回家吃晚飯，就抓一個麥餅，奔著打麥場去了。”由於3歲時右腿落下了殘疾，內心一直存著一個陰影，但電影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他最愛看的電影是《地下尖兵》，一連看了5遍。
後來，十里八鄉的電影放映員大都認識了陳雲林，就算不認識，但只要看見有個男孩一瘸一拐跟在屁股後面，一猜準是他。
1983年，西陳村要辦農村文化俱樂部，需要一個放電影的人，陳雲林被派去縣電影公司學技術。電影公司的人一見是他就説：“回去回去，你不用學了！”就這樣，陳雲林省下70元的培訓費，順利拿到了放映員執照。儘管此前他做橡膠生意很有賺頭，但自從當了鄉村電影放映員後，他就撇下了生意。“我太愛電影了”。
晚上7點，《新警察故事》準時開映。周圍的攤販大多已經收攤了，馬路空了出來。有人將自行車靠在路邊，坐在后座上看電影，也有人坐在路邊的欄杆上、河邊的護欄上。有人開始站著看，後來累了，索性直接坐到馬路上。小孩子們開始還拿著竹竿在銀幕前打鬧嬉戲，看著看著，也都安靜下來。
陳雲林則環顧四週，清點一下人數，發現大約有兩三百觀眾。他十分滿意，這讓他又想起露天電影紅火的年代。那時農民沒什麼娛樂，村裏看一場電影就像過節一樣。聽説哪個村放電影，周邊村民都會拖家帶口趕過來。想看電影的村還要排隊，條件好的村會派手扶拖拉機來接送，條件差點的，也會叫幾個青壯年來扛機器。即使下雨，村民也會穿著蓑衣、戴著斗笠堅持看完。
1985年，鄉村電影放映員都變成個體戶了。陳雲林花1100元把村裏原有的放映機買下來。開始還都是到各村包場放映，每場給三五百元。漸漸地，村裏的集體經濟衰敗了，沒錢包場了。1987年，陳雲林第一次嘗試賣票制，每張票4毛錢。因為沒組織經驗，1600個觀眾，只有1200個人買了票。
之後，他自費到南京買了一台高級放映機。3個侄子跟著他學放電影。最紅火的時候，叔侄4人一晚上能放4場電影，可賺上千元。儘管老陳至今未婚，但讓他頗感自豪的是，一個殘疾人靠放電影，賺出了3個侄子的學費。
與多數放映員不同，老陳放電影走的是技術加宣傳的路線。每次出發前，他都要檢查好機器，從未在中途出過故障。一次，鄰鄉的電影放到一半，設備壞了，村民都不肯散去，派了四撥小夥子騎自行車來找老陳，要他帶著機器去救急。老陳在本村放完電影已經晚上10點多了，再坐上對方派來的拖拉機，趕去救場。幾百個村民一直就在那裏等候。
陳雲林還學會用廣告宣傳電影、擴大票房生意。他不但貼海報和故事梗概，還利用鎮廣播站宣傳電影。為此，他的票房常常勝出縣電影公司的票房。
有一次，在柿樹灣村放電影，老陳聽説村裏有位老婆婆受兩個兒媳婦虐待，當晚，就把這個故事編寫到幻燈裏，在放電影前先放幻燈。他自己還拉著二胡，以演唱道情的方式唱了出來。那兩個兒媳婦看到後，趕過來對他破口大罵。不過她們的事被老陳這麼一唱，幾個村的人都知道了。幾個月後，那裏的村幹部告訴老陳：多虧你放了幻燈片，現在兩個媳婦對婆婆好多了。
“農村電影紅火了10年，到1994年以後，許多農民家都買了電視，還裝上了有線電視，大家都在家看電視，露天電影漸漸沒人看了。”只要説起現狀，老陳的失落就溢於言表。
一次，他在鄉下放《生死抉擇》，原先有300多村民來看。開播後一看不是武打片，觀眾便漸漸散去。老陳急了，去小賣部花10元錢買了包煙分給眾人。“還有半個多小時，大家幫幫忙，把它看完吧。”夜幕中，偌大的打麥場上，只剩下8個煙頭忽明忽暗。這是陳雲林24年來放映生涯中最慘澹的一幕。
農村電影紅火的時候，三門縣共有107支放映隊。而今只剩下4支放映隊了。雖然三門縣電影公司給放映隊配的是最先進的數字放映機，但市場萎縮已是不能改變的事實。最近幾年，縣電影公司和陳雲林簽了合同，要求他每年放足200場。每放一場，縣裏給補貼100元。“數字放映設備太重了，有100多斤，我根本搬不動，而且要去不同的村子放，遠的坐車要兩個小時。我每次都要包摩的運機器，差不多就要花上三四十元。還要搬運勞務費、伙食費。我們這裡下雨的日子多，冬天太冷也不適合放露天電影。放滿200場很不容易啊！”4月下旬一連下了幾天雨，把老陳急壞了。“五一”長假他也不休息，一看天晴就趕著出門放電影。
老陳家老宅的書櫃裏，收藏著這20多年來放映過的所有電影海報，和自費訂閱的電影雜誌、劇情介紹月刊。電影最紅火的年代裏，他年年都能拿到優秀放映員的稱號。有一張在全國“人口與健康”科技電影匯映活動中獲得的獎狀，上面蓋著12個國家部委的公章，縣檔案館幾次來要收藏，老陳都沒舍得給。“等到我死了，這些就真成檔案了。”老陳傷感地説。
放映《新警察故事》這天晚上，老陳的興致顯得很高。雖然場地不夠開闊，雖然老有路過的車輛把銀幕擋掉一半，雖然只有單聲道，但數百名觀眾還是讓他看到了希望：這些觀眾裏本地人很少，主要是外來務工者。他們沒什麼消費能力，也沒什麼娛樂生活。“我的露天電影還是有市場的。”老陳興致勃勃地説。
當年他坐長途車去南京，花3500元購買的那部放映機，如今靜靜地躺在木櫃子裏。老陳經常把它拿出來擦一擦。有人願意出價3000元收購，他沒舍得賣。“這機器陪我這麼多年，走了那麼多的路，有感情啊！”轉而他又説，“賣我是捨不得的，如果西部地區需要它，我願意無償贈送。”
24年來，這個電影癡迷者，拖著一條殘疾的腿，奔走于三門和天臺的幾十個村莊，至今放映電影已近4300場，往返行程超過5萬公里。雖然老陳預感到，三門現存的4支鄉村電影放映隊，不久的將來也會消失。但他又不甘接受這樣的現實。“就算別人都不放了，我還是會放。除非我不能放了，那就是我生命的終止。”説這話時，倔強又回到了他的臉上。
責編：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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