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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鋪滿石塊的小路，拐過一棟倣古建築，就是北京鼓樓西大街79號院。在多數人看來，四合院角落裏的一座灰磚平房十分簡陋，甚至有點寒酸，但在楊林山等一些盲人心裏，這裡就像“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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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週六，這裡就會變得喧鬧異常。來自四面八方的盲人，不用買票來這裡“看”電影。而這樣的免費電影，兩年多來，他們已經看了100多部。
1月6日，又逢週六，京城颳起入冬以來罕見的大風。9時剛過，怒吼的風聲覆蓋了小院往常的喧鬧。楊林山磕磕絆絆用盲杖探路，上了一個臺階，推開一扇門，一股汗味兒撲鼻而來。“哎喲，已經開始了！”他連忙扶墻坐下。
“兩個年輕人的頭頂在一起，他們坐在一間閣樓的臺階上。碧雲捨不得秋水呀，緊緊地抱住他，眼裏噙滿淚水。”一個高個子男人舉著話筒，對著一台21英寸的彩電，正在講解電影《雲水謠》。鏡頭裏，一對戀人正在依依惜別。
此刻，這間18平方米的小屋裏，擠了30多人：木椅上、轉椅上、折疊椅上，都坐滿了；連過道、門口、窗邊，也站滿了。和楊林山一樣，他們都是來“看”電影的盲人。
講解員大偉站在最前面。他戴眼鏡，盯著屏幕嘴一刻也不停。
“別哭了，怪可憐的。”一個穿橙色外套的中年婦女正在為劇中人物揪心。身旁的男子緊緊攥住手中的針織帽，説：“對呀，碧雲要挺住！”
兩年前的一個秋天，大偉正在家裏看美國大片《終結者》。恰好有位盲人朋友來訪，於是他邊看邊講。結束後，那位朋友竟把大偉抱起來連轉幾圈，流著淚大喊：“太棒了，我能看電影了！”
“我怎麼也沒想到，一部電影竟能給盲人帶來這麼大的快樂。”那一幕讓大偉深受震撼。當時，他自認為對殘疾人還算了解。妻子成立了一家影視公司，其中産品之一就是一檔殘疾人的電視節目。
大偉曾模擬盲人跟著妻子在街上走。起初他還能挺直腰板和妻子並行，不一會兒就深一腳淺一腳地落在了後面。從那時起，他感同身受地明白了盲人喜愛“看”電影的原因。“是啊，正常人的信息80％都是通過眼睛獲得的啊！”
此刻，屏幕上那對戀人初次見面。大偉儘量詳細地講：“秋水穿一件深藍色的學生裝，有雙濃濃的眉毛。碧雲呢，穿的是藍白色的學生裙，瓜子臉、大眼睛、長辮子。兩個人就這樣擦肩而過，久久凝視，像是多年不見的知音一樣凝視。”
楊林山不自覺地咂嘴，晃著腦袋。這個45歲的橡膠廠退休工人，自從兩三歲因病失明後，便很少再看電影或電視。“看不懂，很多畫面沒有聲音，劇情連不上。”他説。他只知道《鐵道遊擊隊》裏“咱們把鬼子打跑了”，可“怎麼打的”就不知道了。
“大偉講我就能聽懂。”他咧開嘴笑了，“他明白我們想知道什麼。”
做到這一點其實十分不易。除親身體驗黑暗外，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講。事實上，大偉自己就有一個智障的妹妹。她不會講話，更無法照顧自己。為此，當哥哥的沒少操心，因為有人給妹妹起外號，他甚至和人動手打過架。
這也是大偉和妻子製作殘疾人電視節目的原因之一。很早以前，大偉就從中國科學院地球所辭職下海，策劃發行電視節目。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和中國教育電視臺合作，創辦了專門講述殘疾人故事的《生命在線》。
出乎意料，這檔節目收視率極高。大偉説，因為從內心裏把殘疾人當做普通人一樣看待，“就像你家鄰居二柱子一樣親切”，而不是身殘志堅的典型，或是命運悲慘的苦主。
可惜高收視率並沒帶來高額利潤，因為沒人願意給“滿是瞎子和瘸子”的欄目投放廣告。節目勉強維持了一年便停播了，但從此大偉夫婦愛上了這一行。他們成了虔誠的佛教徒，信奉“眾生平等”，希望“幫助別人、快樂自己”。2003年，他們用做生意的積蓄建立了“紅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專門為殘障人士服務。
前年夏天，大偉花850元租下這間小平房，開設了盲人電影院，當時只有楊林山在內的五六名觀眾。楊林山至今還記得第一部電影《可可西裏》的畫面：沙漠裏，保護藏羚羊的車隊被困住了。雖然並不能確切説出藏羚羊的樣子，可他因此明白了保護環境的道理。
這也是開辦盲人電影院的真正目的——幫助殘疾人和正常人進行平等的交流。在大偉看來，由於受到歧視等原因，許多殘疾人把自己定位成受助者，而不是參與者。一次，大偉組織盲人爬慕田峪長城。有盲人摸著城墻直笑：“嗨，這磚比我們家的大多了！我還以為長城就是個土坡呢，沒想到這麼雄偉！”
為了讓正常人體驗盲人的世界，“紅丹丹”還組織過一次名為“假如給我三天黑暗”的活動：30名志願者戴上黑色眼罩，結果到了第一天中午就只剩下兩位堅持著。一名女大學生摘下眼罩後竟然哭了，她揮著手大喊：“天啊，我終於重見光明了！”
“這才半天，可許多盲人一輩子要面對這種黑暗啊！”大偉悲嘆道。為了不遺漏畫面的每個信息，他常常把要講的電影看上三四遍。不僅如此，他還會隨著鏡頭的轉化或加快語速，或娓娓道來，或設置懸念，讓現場的“觀”眾徹底投入。
此刻，屏幕上，一個年輕人在拼命奔跑。大偉的嘴也沒閒著：“‘誰？碧雲？’穿著軍綠大衣的秋水像是發了瘋，眼睛像喝醉了酒，跌跌撞撞地往前跑。他上了二層的樓梯，大口地喘息。他推開一扇門，沒有！他轉上又一層樓梯，路過醫務室和三兩個病人，還是沒有！他下了樓，還是沒有！他跑過一群玩樂的小孩子，一串鐵柵欄，走到一個院子前。那裏搭著白色的床單，在太陽的映襯下，浮現出一個女人的影子……”
他的語速突然慢了下來，“那會是他朝思暮想的碧雲嗎？”
“肯定是！”楊林山等不及了，開始鼓掌。他旁邊一位老人乾脆站了起來，身子向前傾，搗著盲杖：“終於見著了，這一對苦的！”
“出現一個穿紅毛衣的女子。”大偉聲調又調高了，“是王金娣！”
“怎麼是她呀！”楊林山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現場一片唏噓。
大偉喘了口氣，聲音逐漸轉入舒緩。頭天晚上，為錄製北京人民廣播電臺一檔《心目影院》的節目，他直到淩晨兩點才休息。這是一檔專為盲人講述電影的節目。作為講述人，大偉還會帶著盲人徒弟編播節目——這是“紅丹丹”的另一個項目。“我們不希望盲人的職業只是按摩師，還應該有更多。”大偉解釋説。從2004年起，他和妻子已經培訓了十多名盲人，他們基本掌握了廣播節目的編播，還有人拿到了普通話二級甲等的證書。
一切費用都是大偉夫婦所出，加上日常的開支，數目不菲。一度，做生意的積蓄花光了，他們就拿出拆遷的補償金。有時候，夫妻倆身上只剩下20元錢，留一半給汽車加油，剩下的買次日的早餐。
“那個時候，所有的朋友都不接你的電話，所有的親人也都不理睬你。”大偉嘆了口氣，“因為都知道你要借錢。”
每年過年，親戚們都會提前説好：“來可以，別提你們的事兒。”一次家庭聚餐吃烤鴨，花了800多元，兒子下意識地吹起了口哨：這可是“紅丹丹”十幾名員工兩個月的伙食費啊。
逢年過節，夫妻倆就在家裏呆著。“叫也不去，因為沒錢給爸媽買禮物。”大偉的妻子鄭曉潔有些無奈，“他們説我們是敗家子兒。”
但夫婦倆一直在堅持。大偉把社會比作“母體”，殘疾人也是母體的一部分不應被忽視。“就像自己的手指頭一樣，他疼你也疼，他好你也好。”大偉反復對記者強調，“一定要寫到文章裏去啊！這是我做事情的根本動力。”
所幸，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殘疾人群體了。盲人電影院那臺DVD播放機就是微軟志願者捐贈的，他們還拿出珍藏的姚明簽名的籃球背心，組織拍賣會，為“紅丹丹”籌集了1萬元現金。
還有不少志願者主動報名給盲人講電影。一個外企白領説，之前覺得人生就是“競爭和賺錢”，如今，她終於體會到了“幫助別人，也是幫助自己”的含義。
更令大偉欣慰的是，他們的義舉，已開始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一天早上，母親給妻子打電話，哭著説：“我剛看了《東方時空》的節目，才知道你們做了什麼！這麼些年了，能堅持下來真不容易。”過了幾天，她偷偷塞給妻子1000元錢。
“受牽連”的還有兒子。由於無力負擔一年3萬元的學費，他上不了大學，成為“紅丹丹”的志願者。可他並不後悔。
如今，大偉正計劃把講述的電影做成有聲讀物，讓更多的盲人能夠“看”上電影。一位“半路盲”的老太太打來電話説：“我之前做夢只能聽到母親的聲音，而看不到她的模樣。聽了你的電影，我又‘看’到她了！”
“你看視覺信息是多麼重要啊！”大偉有感而發。他希望中國能建立一座殘疾人主題公園，把世界各地的景觀微縮成殘疾人觸手可摸的實物，把自己的電影院搬到裏面去。
“鏡頭裏出現一隻雄鷹，它穿過白色的雲層，俯瞰大地上的河流。”電影將要結束時，大偉的聲音變得低沉而渾厚。
“噢，這就是《雲水謠》的來源吧！”楊林山聽明白了。雖然他並不知道大偉的樣子，不知道他是否戴眼鏡，也不知道他愛穿灰白襯衫。他只是根據聲音判斷，大偉的身體應該“很健康，面色紅潤”，而不是“瘦弱枯黃的小個子”。
“聽他講電影，就像心里長了對眼睛。我們的黑暗世界總算有了一道光。”楊林山説。
責編：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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