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稿日期：2006年1月6日 事件發生地：黑龍江鶴崗市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
記者：賀少成
2005年12月21日中午12:30，北京的氣溫零下一攝氏度左右。李傑匆匆從中央民族大學校園內走來，衣衫單薄。
在這樣寒冷的冬天，每個人從頭到腳都裹得嚴嚴實實，李傑顯得很“扎眼”。
沒有合適的地方，採訪選擇在學校旁邊一個又破又舊的小餐館中進行。李傑説，這是她第二次上餐館。第一次是同學聚會，她沒逃過，也是在這兒。
李傑説話時有點拘謹，臉上很少有笑容。
這可能緣于她爸爸去世後給家裏留下的一個生活賬本。
(一)
我是從黑龍江鶴崗來的，那是一座煤城。生於煤礦，長于煤礦，我和煤礦應該是血肉相連的，但它給我帶來的只是恐懼。
在我不到6歲時，我就參加了人生的第一個葬禮。我的伯父在井下挖煤時，井底塌方，他被埋在了煤堆裏。我現在還記得，伯父躺在一塊薄薄的白佈下，挺得直直的，大人説這個人沒了，我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一年多之後，也就是1994年的3月9日，我刻骨銘心地理解了“人沒了”的意思。我的爸爸在井下工作時死於瓦斯爆炸。
那時，我已懂事了。爸爸被抬上來，我跟著媽媽沒日沒夜地哭。最可憐的是小弟，他以為爸爸是睡著了，就像我當年在伯父死亡時沒弄懂是怎麼回事一樣。直到現在，小弟都一直寧願相信爸爸是睡著了。
爸爸死後，我們得到了1萬元的撫恤金。礦上還給我媽媽、姐姐、我、弟弟每個人每個月70元的補助金，加起來是280元。這麼多年，我們一直靠著這筆錢度日。1998年後，每個月的補助金開始逐步上調，到現在加起來每月能達到500元。
錢對我來説沒有什麼概念，我從來沒有花過什麼錢，從小到大的衣服都是別人給的。
但煤礦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煤礦裏，瓦斯爆炸是大事故，但像塌方或井底掉煤塊等小事故是經常的，就是這樣一些小事故，都能要了人的命。所以每次聽到這樣的消息，我的心都會揪緊。
這種恐懼讓我對煤礦事故有異乎尋常的敏感。在電視裏看到七台河礦難後，我就又想去了解這件事情，又害怕知道這件事情。對別人，死亡只是一個具體的數字；對我，那是又有多少個家庭裏出現了像我這樣的孤兒，他們會像我一樣永遠地背上陰影。
我實在不願意再聽到或看到有這樣的事發生。
國家現在花大力氣整治煤礦事故，以後的情況也許會好得多，至少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會越來越少。
我們家最苦的是我媽媽。我不知道這些年媽媽是怎樣挺過來的，她從來不跟我們姐弟説錢的事，也很少去提礦上發生的那些事故。儘管我害怕煤礦，害怕那些黑洞洞的井口，但我還是在媽媽羽翼的保護下長大了。
小的時候我跟媽媽撿過黃豆發出豆芽來賣，還賣過其它一些東西。媽媽也去找過工作，但一直沒成功。媽媽去買我們吃的菜時總是很謹慎，要等到菜市場快關門了才去，那個時候便宜。
但這些生活上的事，媽媽很少讓我們操心。姐姐初中畢業考上高中後就沒再讀書了，她一直幫媽媽操持家務或者出去打零工掙點兒錢。媽媽和姐姐讓我、弟弟全心全意地讀書，家裏的事一點兒也不要管。
我也一直在拼命地讀書，從小學到高中，我的成績始終在前兩名。考大學時，我只考慮了兩個因素：學費貴不貴和將來好不好找工作。
在李傑的一個本子上，記著一些大額開支：學費4800元、書費500元、體檢182元、住宿750元、校服300元，保險240元、身份證20元。
這是在高考前和高考拿到大學通知書後一直令李傑憂心忡忡的事情，但讓她高興的是，她順利拿到了助學貸款。
(二)
我們當地有一個政策，考上重點大學後，礦上要給2000元的上學補助。媽媽為我跑這件事受了不少委屈。
我們全家每個月的生活費還不到200元。2000元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有了它能解決不少問題。媽媽為了這件事在礦上跑了不少地方，托了不少人，但她經常被人從這個部門支到那個部門，又被從那個部門支到這個部門。最後經過很多道程序、蓋了很多個章才拿到錢。
媽媽很少跟我説這些，有些事她寧願跟我小弟説，我小弟也不告訴我，他們怕增加我的思想負擔。但其實我知道了一星半點後更擔心，有時候拿一本書在那裏什麼也沒看進去，一整天就是在想這些事。
中央有好多政策是好的，但有的在下面卻變了：中間隔著省，隔著市，隔著區呢……
鶴崗有許多煤礦。在大的公家開的礦裏還有點保障，小的私人開的礦根本沒有保障，一齣事故礦主就跑了，誰也找不著。所以礦工都是趁著還能幹活時多掙點錢。
相比之下，我拿到了2000元錢還是非常幸運的。
其實有時候想想就是挺滿足的，畢竟，還是有很多人在幫助我——對這些，我和家裏人都是很感激的——在上大學之前，也知道大學裏有助學貸款政策，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拿到。通知書寄到時，有助學貸款的申請表，當時填表時每一個字都小心翼翼，惟恐填錯了就拿不到助學貸款。沒想到在學校裏很順利就拿到了這筆貸款。
24000元的貸款對我來説又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4年大學的學費不用發愁了，擔心的是4年後這筆錢該怎樣還。現在的工作很難找，不知道4年後會怎樣，所以從上大學開始我就一直在努力學習。
李傑同樣對上大學以來的每一項開銷都做了記錄。其中2005年12月是這樣的：7日地瓜2元、電話4元；11日車費2元；13日本子2.2元；17日電話7元；18日電話1.5元……
李傑覺得這樣很奢侈，如果在家裏的話，很多錢都不用花。上大學後很多地方要花錢令她很苦惱，也令她覺得對不起家人。
(三)
我在大學裏感覺到了壓力。我最擔心的是我的學習，從小到大我的學習從來都沒讓媽媽擔心過。但現在同學們都很優秀，我經常感覺學習起來力不從心，擔心會落後。我學習的專業要求看很多的書，但有些書我發現同學們都看過，而我一本也沒讀過，這讓我倍感壓力。
每次打電話到家裏，我都會跟媽媽説：媽媽，對不起，我又讓你失望了。
儘管媽媽會安慰我，告訴我不要緊，但是我有深深的負罪感。尤其是我現在住在有暖氣的宿舍裏，而媽媽和小弟卻住在沒有暖氣的土房子裏，在屋裏都能哈出氣來，這些都無法讓我集中思想學習。有好幾次我都想到退學，務工去幫助家裏，幫助媽媽，幫助小弟上學。但我知道那樣會讓媽媽傷心，也對不起這些年來一直在幫助我們家、支持我上學的人。
學習是我的重心，我的同學平常談論的都是歌星影星什麼的，她們説的我根本沒聽説過，也插不上嘴去。這讓我跟同學幾乎沒有什麼交流。我不知道自己是自閉、自卑，還是過度強調自尊。
我知道這種心理狀態不對，自己也在調節。我想跟同學們交流，多一些朋友。
大學這個集體是鍛鍊人的地方，不管貧窮還是富裕，不管挫折還是順利，我都不應該放棄。在新的一年裏，我要抓緊學習，在課餘時間找一份兼職，融入到同學中去。那麼多困難都過來了，還會在乎眼前這一點兒不適應嗎？
國家助學貸款工作自1999年試點、2000年推行至今，全國已累計審批貸款學生115萬，審批貸款合同金額達到96億多元，先後有108萬學生得到發放貸款69.8億元，解決了一大批家庭貧困大學生的實際困難，但與實際需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為此，教育部以及有關金融部門仍在進一步解決幫助貧困大學生上學的難題。
與此同時，教育部和各高校已經制訂了一套較為完善的貧困大學生資助體系，力圖幫助貧困學生從物質和精神上“脫貧”。
她正在努力走出陰霾
——李傑印象
本報記者 賀少成
和李傑在一起吃的那頓飯總共花了28元，她説這是她吃過的最貴的一頓飯。吃飯時，記者幾乎把所有的肉都撥到她碗裏，每一塊肉她都分很多次吃。
這顯然不是一頓開心的飯。好幾次，李傑眼裏都噙滿了淚水。有很多問題，記者都不想再問下去，但李傑卻選擇把所有的話都講出來，她説她也需要傾訴。在學校裏，老師只知道她是一個申請助學貸款的學生，室友只知道她是一個經常一天三頓只吃饅頭的同學。
“物質條件差些不會讓我自卑，但學習差真的會讓我自卑。”李傑好幾次這樣強調。她顯然沒有從高中時的佼佼者到現在“強手如林”的狀態中調整過來。
“沉重”是在採訪李傑過程中必然被感染的情緒。她擔負了太多沉重的東西。
首先是她對成長環境的恐懼。親人冷冰冰的死亡曾離她如是之近，讓她對不絕於耳的礦難心懷懼意。
其次是她對家人的歉疚。學習不理想讓她覺得對不起含辛茹苦的母親、為她和小弟輟學的姐姐。
再次是她對未來的擔憂和迷茫。現實的就業壓力讓李傑難以看清未來的期望，而幫母親卸下擔子、助小弟完成學業、讓自己還清貸款是李傑所不能不考慮的。
這裡無意剖析李傑，只是想更全面、更立體地展示這樣一個困難學生。她經歷了苦難，甚至至今還被苦難的陰影所籠罩。
採訪完，李傑擔心同學會知道她的事情，需要用化名，但經過短暫猶豫後決定不用，因為她想直面苦難。她也猶豫過讓記者不要把一些過激的話登出來，但也很快被她自己否決了，“如果我當記者，也要揭露這些事。”
她還有很多夢想，也覺得還有很多羈絆，但她確實在努力地學習和生活。
責編：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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