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到右依次為朱民、約翰 利普斯基、加藤隆俊和穆裏洛 波圖加爾
世界步入金融危機後第二個年頭,全球貿易紛爭此起彼伏,有人把責任歸咎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TO)在經濟衰退時的無所作為。質疑者感慨:IMF不僅沒對金融危機進行預警,而且一定程度上成了危機“劊子手”和“幫兇”。若再不改革,等待IMF和WTO的只能是消亡。伴隨著新興國家崛起,IMF計劃對管理層進行調整,這並不是簡單的輪替,而是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
朱民任職坊間瘋傳
有關中國銀行副行長朱民即將擔任IMF副總裁一職的傳言早在10月中旬就在中外媒體中炸開了鍋。雖然傳聞10月20日暫時被朱民確認出任中國央行副行長壓下,但很多人還是“不死心”,認為這是他走向IMF副總裁的過渡。此話也許有一定道理,因為IMF理事會一般只接納各國財政部長或中央銀行行長。
上週六的G20財長會議上,IMF總裁卡恩在接受鳳凰衛視專訪時證實,該機構確實正在與中國政府談論人事問題,但究竟誰將是最後的“中方代表”仍是懸疑。卡恩的言論一經報道,11月8日,關於朱民出任IMF副總的傳聞又有模有樣出現在媒體上。
朱民也許真是不二人選。他不僅擁有海外留學背景和國際視野,熟悉現任美國總統的智囊團隊,還在中國最具國際化的商業銀行工作多年,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頗有造詣。綜合各方能力,朱民是外派IMF的合適人選之一。
今年9月在美國匹茲堡召開的G20第三次金融峰會上,與會者承諾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IMF的份額至5%以上,這意味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雙方的投票權比例由57:43調整到52:48,接近對等。紐約和東京在IMF的光環隨著金融危機的發展而漸漸淡化。西方媒體分析認為,中國將是份額調整後的最大贏家,會超過英法成為IMF投票權的第四大國,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無論副總裁最終人選是否是朱民,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在增加,在國際金融界的地位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IMF更需要“朱民”
有人把IMF的管理層比作是普通公司的董事會,他們主要負責政策合作與協調,特別是在制訂中期戰略方面充分發揮作用。IMF有24個國家的代表出任執行董事,執行董事每兩年選舉一次;總裁由董事會推選,任期5年,可連任,另外還有3名副總裁職位。至今尚無中國人在IMF擔任過高層職務,目前3名副總裁也是人員齊全。他們分別是美國人約翰 利普斯基、巴西人穆裏洛 波圖加爾和日本的加藤隆俊,而加藤隆俊任職最久,自2004年2月以來一直擔任副總裁一職,其他兩位副總裁均在2006年上任。副總裁加入一個中國人,替代誰,這仍是懸疑。
雖然IMF很支持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讓至少5%的表決權,但是誰也不肯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
中國決定購買不超過500億美元IMF債權的同時,歐盟國家宣佈,對IMF的增資規模將從原先承諾的1000億美元增至1750億美元,大大超出美國和日本承諾的1000億美元。此舉被解讀為,歐盟想在IMF表決權調整過程中爭取主動,以免權力被稀釋。
日本也從不甘心,今年2月中旬不顧本國經濟困境,依然決定向IMF注資,外界評論這一動機並不單純。
危機前,IMF的投票權主要掌握在美國、歐盟和日本手中。當曾經的“出資”大國陷入財政赤字困境,IMF為了自保,只能把希望寄託在中國身上。在第一副總裁的挑選問題上,IMF面臨的是“向東走還是向西走”的抉擇。還未走遠的經濟危機也許會幫助IMF做最後的選擇題。其實,經過金融危機洗禮的IMF,早已不再唯“美”是從。 (記者 王麗穎 編譯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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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玉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