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富人為何"富難過三代"

　　殖民和腐敗官僚體系製造畸形富人

　　儘管不是全部，但殖民主義至少部分為東南亞的這種寡頭體制負責。一般而言，該地區殖民前的典型特徵是，集權體制為維護政治權力，往往推行貿易壟斷政策，資源控制在政府和代表政府的官僚政客手中，打擊來自民間的競爭。後來，隨著西方殖民者的到來，他們在情非得以之下與殖民者合作，共享壟斷。譬如在馬來亞，英國人和當地權貴出售貿易、採礦和其他特許權給華人和印度人，同時力圖將當地人禁錮在土地上。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殖民主義土崩瓦解，這個地區新的領導人建立了一種政治控制的體制。在這個時代，絕大多數東南亞富豪的財富都來源於國家授予的某種形式壟斷。對糖和麵粉等日常消費品的壟斷讓印尼的林紹良和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在早年財源滾滾。在香港和新加坡，房地産成為有效的排他行業，因為英國殖民當局控制土地市場，將“皇家土地”大塊出售，除少數幾個大的玩家之外，這無疑給其他所有人進入該行業製造了障礙。同時，在銀行信貸方面限制他人，給本地巨頭提供數額巨大的貸款。

　　能夠得到資金是東南亞大亨發財致富的第二個先決條件。在該地區的每個地方，大亨們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從國家銀行獲取貸款，或開辦自己的金融機構作為家族企業的融資工具。金融腐敗氾濫成災。菲律賓在一個接一個的銀行危機中掙扎了近一個世紀，這個國家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馬科斯倒臺時，從來沒有自財政破産中恢復過來。印尼林紹良掌控下的金融服務機構“中亞銀行”把60%的貸款借給林家的其他公司，完全漠視20%的法定最高限額。

　　1997年金融危機後發生了一些銀行並購，許多銀行被國有化。不幸的是，腐敗的政府官僚在管理貸款配置上的記錄比財閥自己控制的金融機構更為糟糕，而重新私有化的那些金融機構又再次落到大亨財閥的手裏。

　　金融危機後的東南亞，大亨財閥們重整旗鼓，幾乎沒有任何人毀滅。儘管有過去十多年的慘痛教訓，但在這個地區，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相互勾連的生命力之頑強超乎任何人想象。

　　最近，隨著杭州飆車、網絡炫富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在經過了30年經濟現代化建設的中國，富裕起來的一部分人能否維持家族基業的延續，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後發的亞洲其他一些國家，富翁們的發家史與中國當今許多富人一樣，多少憑藉了體制之弊或灰色經營，創造出一個個財富神話。但隨著經濟發展的深入，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必然會走向規範化，先輩的“優勢”必將難以為繼。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家族企業在生産銷售和金融等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捲入波詭雲譎的全球資本市場。面對這樣的局面，富二代甚至富三代們還能將家族控制維持下去嗎？通觀資本主義歷史，答案是“難”，即便他們接受過最精良的教育也是如此，更遑論那些不學無術、只圖奢淫驕縱的富二代們。

　　A亞洲富人依靠壟斷發家

　　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東南亞的發展是成功的。該地區40年來國內生産總值和工作機會的增長與出口的擴大並肩偕行。然而，出口的擴大，或直接來自跨國公司的生産，或來自當地小製造業企業的代工合同。而這個地區那些身價過億的富翁們，則避免介入出口製造，因為那需要參與全球競爭。相反，他們在當地的服務性經濟中———如港口裝卸、房地産、電信和賭博等行業，通過政府優惠、壟斷地位和企業聯合從而發財致富。

　　東南亞金融危機十餘年過去了，這個地區的億萬富豪仍然處於支配性地位，因為顯見的有違常規的體系從未受到觸動。即便被列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亦未能通過反壟斷法，而在全世界各個發達國家中，反壟斷是社會經濟的一個中心支柱。在全球化競爭的叢林裏，這些依靠體制取得壟斷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不過是只無牙老虎，不能推進規則的制定，不能産生技術和品牌創新，不能促進生産效率的大幅提高，總之無力參與國際性競爭。所以在這個地區，只有被內部媒體吹捧的地方性億萬富翁。但在運作商業方面，與西方那些商業巨頭相比，他們還是個幼稚的孩童。

　　對工人階層和中産階層的亞洲人來説，過去十年不平等狀況日益上升。即使是兩個最富裕的城市———香港和新加坡，其衡量不平等的基尼指數都與阿根廷的城市旗鼓相當。金融危機後，菲律賓、泰國和印尼相當部分的人生活在世界銀行的2美元/天的貧困標準線以下，接近貧困線的人比拉丁美洲還多。時至今天，這個地區驕縱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們看起來很可能聽憑國家滑入拉丁美洲的泥沼，因為他們繼續高高在上地過著驕奢淫佚的生活，而忽視普通人墜落到貧困的黑暗中去。

　　B財富交接易生豪門恩怨

　　無論如何，二戰後伴隨亞洲經濟成長而致富的一代已經不再年輕了。即便這群人中最顯要的，如香港的身家分別達230億美元和17億美元的李嘉誠和李兆基，都已年近八旬。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八十多歲了，而台灣塑料大王王永慶年過九旬，是《福布斯》雜誌上年齡最大的亞洲億萬富翁。“戰後時代還是青少年的企業家們今天都已到75歲至80歲之間了”，溫德爾家族企業國際中心主任蘭德爾卡洛克説，“他們要交接班了。”

　　儘管亞洲富人的壟斷具有傳統和文化的雙重基礎，但亞洲在經濟起飛之後恐怕也不能逃避世界其他地區的道路。美國工業家們(如卡內基和洛克菲勒)19世紀建立起來的商業帝國，在20世紀很大程度上都被分解了。21世紀，同樣的命運看上去正在等待著亞洲許多戰後時代崛起的財閥大亨。

　　正如一句中國俗語所雲：“富不過三代。”這會應驗嗎？芝加哥凱洛格管理學院家族企業研究專家約翰沃德説，由於家族統治而産生出來的種種問題，這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內部風險包括，在族長的諸多繼承人中出現的繼承爭端、裙帶關係與兄弟姐妹間的敵對和所有權的分散稀釋。外部風險則是，戰後時代父輩利用政府袒護獲得國內市場壟斷的好日子不再了，國內市場將不斷開放，全球金融市場日益介入，需要本地企業更好的管理方式和更透明的財政制度。

　　沃德説：“在所有社會，在家族企業歷史中最脆弱的時刻就是兄弟姐妹合股的一代，也就是兄弟和姐妹們共同擁有、有時候甚至共同管理公司的時候。”亞洲已證明確實如此。雖然成功地向兄弟姐妹合股轉變業已發生，但具有警世意義的故事是悠長的。譬如在韓國現代公司，兄弟三人相互爭鬥促使集團于2002年分崩離析。兩年後，印度“信賴集團”創始人阿姆巴尼的兒子們因為在管理問題上存在分歧，將這個國家最大的工業公司一分為二。分析人士指出，這些分家拆夥並不是基於商業發展的目的。

　　C老父發家史哈佛學不到

　　與此同時，亞洲兄弟姐妹合股一代面臨著全球競爭的嚴酷考驗。香港李嘉誠的第二個兒子李澤楷旗下的新經濟工具“盈科公司”，以285億美元收購香港的英國電訊時，被媒體歡呼為小超人。在此後的3年裏，隨著網絡經濟泡沫破滅，電信盈科的市值縮水96%，媒體又諷刺他是亞洲最大的敗家子。馬來西亞89歲的億萬富翁“雲頂集團”創始人林梧桐的合法繼承人林國泰，至今仍然在為1993年創立的“麗星郵輪”公司苦苦打拼。該公司是世界上第三大遊輪航線，但在去年亞洲繁榮的旅遊市場中仍然虧損了1.56億美元，而競爭對手嘉年華郵輪股票價格自2002年以來已翻了一番。

　　家族企業現在發現自己跨騎在兩種資本主義模式之間。父輩曾經在封閉鼓勵的經濟中開創了自己的事業———依靠政府支持和壟斷地位操縱一切，可以忽視市場走勢，在需要的時刻大膽出擊，下極端的長期賭注。但也正是這些人，將子女送到世界上一些頂級大學獲得MBA學位，學習最好的管理實踐、控股最大化方式和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法規，這給他們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視野。

　　兒輩們的教育因此削弱了家族模式———不擇手段地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管理原則。“如果每個人都根據哈佛商學院的原理，那麼沒有任何人能真正贏得相對的競爭優勢”，沃德説。由於受到全球視野的訓練，第二代人從未完全掌握過父輩的政治技巧和通往官場的後門關係。父輩們的遊戲規則並不能應對全球性的商業競爭，但在地區經濟體中卻能獲取優勢，雖然這樣的操作方式將把地區帶入到如同拉丁美洲那樣相對停滯的狀態。“父輩們與政客共存，在官場中學習，你去哈佛學不到這些。”沃德説。

　　D家族企業不能長久維繫

　　兄弟姐妹合股一代面臨著尖銳的選擇：要麼細心呵護佔據統治地位的國內商業帝國，要麼使它成長為全球性企業，後者風險更大。許多大亨財閥把維護家族控製作為首要工作，但有許多不同的戰略達到這一目的。王永慶通過交叉控股協議維持家族控制，親戚們在列出的集團公司裏籌措自己的股份。

　　然而，就公司現代化來説，這是一個落後的舉措。韓國交叉控股是這個國家在1990年代負債纍纍的主要原由，日本密不透風的家族供應網絡促成了這個國家競爭力的喪失和汽車製造公司尼桑的衰落，該公司在1999年雷諾公司出手挽救之前幾乎走向毀滅。但韓國企業巨頭也是亞洲地區積極走向現代化的典型，外國投資者現在擁有三星公司相當大比重的股份。韓國反托拉斯法的出臺、政治的民主化、更大的透明度結束了家族裙帶資本主義時代，因此，兒子們的地位也不再那麼穩固了。朝鮮大學一個著名的商務教授説：“第三代大亨財閥在文化上應該為韓國所接受，但他們必須證明自己的職業技能。如果他們失敗了，就不會給予第二次機會。”

　　這非常類似歐洲和美國的既有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大多數家族最終將先輩們建立的商業帝國管理權讓渡出來，轉向職業規範的管理方式。這就是前家族巨頭如福特和通用在20世紀崛起為世界最大的跨國公司的過程。美國億萬富翁巴菲特曾經把家族繼承體系比喻作“選擇得過2000年奧林匹克游泳冠軍的兒子去奪2020年奧林匹克冠軍”，一個成功希望極其渺茫的嘗試。我們不必夢想亞洲在這方面會有什麼不同的結果。

責編：王玉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