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國前進的中道
美國當地時間2008年10月13日上午7時40分,保羅 克魯格曼在博客中更新了一句話:“一件有趣的事情今天早晨在我身上發生了。”他説的這件有趣的事情發生在40分鐘之前,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宣佈,將2008年的經濟學獎頒給這位來自普林斯頓的經濟學家,以表彰其對“貿易格局分析與經濟活動區位”所做出的傑出研究。55歲的克魯格曼也成為了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2009年5月13日,這位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將來到廣州,訪問時代週報。這份年輕的報紙,在去年11月18日的創刊號的《名家專欄》中,就刊登了克魯格曼《奧巴馬:借鑒羅斯福》、《蕭條經濟回歸》、《奧巴馬政綱》等一系列專欄文章。時代週報與克魯格曼的結緣,與其説是因為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如説他與時代週報有著共同的哲學,有著一些相契合的理念。
和中國改革一道與時俱進
為什麼克魯格曼最終能贏得經濟學家的最高榮譽和廣大公眾的尊重?作為薩繆爾森和索洛的同事與好友,克魯格曼是主流經濟學派的衣缽傳人,是全球化的堅定捍衛者。然而,他又對經濟領域的一些教條化傾向始終保持著獨立的思考與警惕,他始終關注著舊理論在新的時
代下所表現出來的缺陷。當他發現在工業大規模興起之後,相對優勢理論並不能夠解釋現代國際貿易,他創建了新國際貿易理論,分析解釋了收入增長和不完全競爭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在人們對共和黨的所謂自由經濟理念都趨之若鶩的時候,他卻提醒大家正視凱恩斯的價值;1994年,他嚴重質疑了當時正如日中天的亞洲經濟;2000年起,他看淡美元,認為商品市場將出現長期牛市;2001年,他又認為油價可能進入飆漲期;2006年,他呼籲關注美國房價潛在的暴漲暴跌風險;2007年以來,克魯格曼一直對美國經濟和金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提出質疑。很顯然,這幾次他都對了。這就是克魯格曼,一個總能在教條與謬誤流行最高潮時站出來説“不”的人,一個總能切中這個時代最尖銳的問題,先於他人説出這個時代最需要轉變的觀念,並用深刻與理性的分析給出解答的天才思想家。
與流行的謬誤作戰,和中國改革一道與時俱進,不媚官,不媚俗,在描繪世界精彩中塑造這個時代中堅群體的主流價值觀,同樣也是時代週報的時代使命與價值所在。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其第143個成員。7年多以來,全方位開放的中國從未遭遇像今天這樣的國際化劇變,這可謂是改革30餘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回頭看7年前的電視劇,都有恍若隔世之感,我們現有的主流媒體,能夠以全球視野跟上時代的步伐,能夠在瞬息萬變的新形勢下引導和塑造一個正確的主流價值觀嗎?很顯然我們的媒體落伍了,因為我們不再需要只會在簡單的意識形態上糾纏的“公共知識分子”,我們不再需要與現代商業社會格格不入的老舊思想,我們不再需要像祥林嫂一樣喋喋不休的憤青媒體。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眼光敏銳,能凝聚中國改革最有建設性的智慧,能以國際視野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的精英媒體。這就是時代週報的追求!
克魯格曼説自己“是一個合格的分析師,而不是一個稱職的拍馬屁師”。“讓我們一起分析”,這是克魯格曼的角色,也是時代週報的角色。時代週報就是要為中國的現代商業社會做一個合格的分析師,告訴讀者中國發生了什麼事,分析這些事都意味著什麼。
在國際視野中思考中國
知識分子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深刻卻偏激,適合做某一領域的創新急先鋒,但其理論不能作為公共理論付諸實施,往往與大眾絕緣;另一類是思維冷靜全面,善於集各家之長,適合做引領社會前進的公共知識分子。
克魯格曼似乎更屬於後者,雖然他也同樣具有一流的專業領域的創造力,但他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眾經濟學家,是普通讀者的良師益友。他同時也是《紐約時報》、《財富》等主流媒體最具影響力的專欄作家。他的文筆清晰流暢,深入淺出,是凱恩斯之後文筆最好的經濟大師。他與奧伯斯法爾德合著的《國際經濟學》是各大學和貿易公司的標準教材,許多公司都想請克魯格曼為它們作商業諮詢。時代週報也致力於成為專業學術界和財智精英之間的橋梁,在報道重要新聞的同時給讀者以深刻的解析。我們擁有數百人的專家庫資源,每週都有的"時代沙龍"至今已舉辦了24期,這裡雲集了中國一流的公共知識分子,與讀者一起分享和探討我們所倡導的社會主流價值。更重要的是,時代週報網羅了一批思想活躍,學養深厚的青年媒體精英。這裡所有員工均為本科以上學歷,其中碩士佔總人數的24%;博士佔4.7%;歸國留學人員佔4.7%。他們很多都受過嚴格的專業學術訓練,讀者可以在這裡看到真正有技術含量的分析;他們很多精通外語,有著良好的國際學術素養,能夠把最先進的西方理論和中國的現實相結合,在廣闊的國際視野中思考中國改革;他們很多都有著敏銳的現代意識,愛好廣泛,能夠將深邃的基礎理論用於中國的商業社會實踐,他們希望和克魯格曼一樣,能夠為讀者提供有商業資訊價值的新聞與評論。克魯格曼對美國的批評告訴我們,當一個東西上升為教條圖騰的時候,謬誤即隨之而來。不管這個圖騰是計劃經濟,還是自由市場。回首百年來的中國思想界,總是在一個圖騰到另一個圖騰之間做極端的鐘擺運動,始終找不到正確的中道。或許到了今天,時代週報願意與克魯格曼這樣的作者一起,和她的“30 00萬財智精英”讀者一起,探索中國前進的中道。
克魯格曼 像孩子一樣的大師
美國當地時間2008年10月13日上午7時40分,保羅 克魯格曼在博客上更新了一句話:“今天在我的身上發生了一件搞笑的事情。”然後是一個地址鏈結,點開鏈結,就會發現進入了諾貝爾獎的頁面—他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了!
這種行為有些孩子氣,與我們心目中一臉嚴肅的學者形象大相徑庭。不過,仔細研究克魯格曼這個人,會發現“孩子氣”可能是最適合形容他的詞—不論是作為經濟學家的克魯格曼,還是作為政論家的克魯格曼。
克魯格曼兩大理論貢獻
新貿易理論
在克魯格曼之前,國際貿易模式主要是被理解為國家之間存在著差異。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為什麼國際貿易發生在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國家之間,而俄林解釋了貿易為什麼發生在兩個要素稟賦不同的國家之間。
但是20世紀60年代後人們觀察到的現象卻是,國際貿易更多地發生在經濟發展程度相倣的國家之間。克魯格曼的貿易理論是在李嘉圖的基礎上,引入了成熟的壟斷競爭模型(張伯倫壟斷競爭),闡釋了傳統的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貿易現象。
純為興趣而治學
作為經濟學家的克魯格曼,像個孩子一樣。
1978年,克魯格曼寫了一篇關於壟斷競爭貿易模型的論文。當他在國民經濟研究局的暑期研討會上宣讀這篇論文的時候,會場一片嘈雜,那些參加會議的經濟學大腕沒有人注意這個年輕人。不過,隨著他論文的宣讀,會場漸漸安靜了下來,當克魯格曼的演講結束後,與會者對他報以熱烈的掌聲。不到90分鐘,克魯格曼就步入傑出經濟學家的行列!克魯格曼回憶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鐘”。
同樣在1978年,克魯格曼在繁重的研究任務之餘,花費了不少時間寫下了另外一篇相當“好玩”的文章—模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研究貨物以光速在國家之間運輸的前提假設下,商品如何定價的問題。
這兩件發生在克魯格曼25歲時的事情,某種程度上昭示了克魯格曼對於經濟學的態度:“當人們問我,為什麼我會成為一個經濟學家時,我完全可以説一些諸如為了人類的幸福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老實説,真實原因是我認為經濟學是如此有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正是深覺經濟學的好玩、有趣,克魯格曼在經濟學上成就非凡。
克魯格曼在大學二年級時就以一篇論文深深地打動了著名經濟學家諾德豪斯;24歲就做出匯率危機的基本模型;38歲就獲得了專為傑出中青年學者而設立的“克拉克獎”;55歲獲得諾貝爾獎……30多年裏,出版了超過20本著作,發表了200余篇專業論文。
如今,克魯格曼是“新經濟地理學”的創始者,而他的貿易理論模型則成為教科書上的標準模型,人們讚美他的理論是“現實主義、優雅及洗練的結合體。它能夠為數以千萬計的討論貿易、經濟增長、政治經濟尤其是經濟地理的論文提供基礎性的支持”。
克魯格曼的這種“興趣導向”的特徵在他獲得諾貝爾獎一事上也展露無遺。
克魯格曼承認自己想獲得諾貝爾獎,不過原因很可能是“身邊的人都拿了”(他曾經和薩繆爾森、索洛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共用一個辦公室)—“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沒什麼可抱怨的。但我的參照對像是同輩中最成功的經濟學家,我還沒有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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