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秋季拍賣看藝術市場的經濟規律

　　雖然拍賣只是藝術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不能全面反映藝術市場整體走勢，但每季大型拍賣會後，各公司所公佈的成交數據，總能成為一個敏感的觸點，牽動著藝術市場的某個神經，有人稱之為“風向標”，也有人稱之為“後市指南”，其在藝術市場的重要性可窺一斑。而從財經角度看，這些數據之所以具有敏感的特質，是因為在它的曲線變化中透著某些經濟規律的影子。用經濟規律看拍賣市場，則這個市場呈現出一副清晰而理性的樣子來。

　　拍賣市場中的“物以稀為貴”

　　“物以稀為貴”的前提是物有所值，當價格大大超出人們的預期，甚至人們對作品本身存在疑問時，這便走向了物以稀為貴的另一面──流拍。

　　隨著近年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對藝術品的需求逐漸增大，而在拍賣場能夠上拍的藝術品除了當代藝術外，有些來自古代，有些是近代已故藝術大師的作品，均具有不可再生性。即便是當代藝術家可以不斷創造作品保證市場一定的供給，但藝術畢竟不是工業化商品，藝術家一年中創作的作品不會有一個很大的“放量”，更不用説其中的精品了。加之陸續成立的拍賣公司擠入市場，使得原本就十分有限的拍品資源受到分流，這樣，進入拍賣場具有收藏需求的人逐年增加，而每家拍賣公司所能提供的精品並不多，而且也不可能很多。在這種明顯的供求不均衡矛盾下，一些精品受到熱捧，“物以稀為貴”，價格直衝雲霄。

　　最經典的例子屬於今秋中國嘉德推出的仇英《赤壁圖》，7952萬元人民幣的成交價，創下了涵蓋中國油畫、書畫等各類中國繪畫藝術品拍賣成交價格的世界紀錄。“明四家”之一仇英的傳世作品極為少見，國際範圍內博物館館藏可靠的仇英作品不超過50件。有媒體也曾報道説“台北故宮博物院是收藏仇英作品最集中的地方，各式仇英作品有百幅之多，據台北故宮博物院專家研究，其中真品不過10件。”而在拍賣市場，仇英作品自1994年至今的13年中雖上拍719件，但其中很大部分存在真偽爭議，一些小拍賣公司甚至推出製作拙劣的仇英贗品，因此13年來仇英作品在拍賣市場成交僅有386件，而且這386件中的許多也並不能完全保真。在市場本身就缺乏仇英作品的狀態下，《赤壁圖》又因為屬於清宮舊藏並著錄于《石渠寶笈》初編，而且流傳到民間後有清晰可查的傳遞脈絡，並得到多方專家認定。幾種有利因素使該幅作品成為本季秋拍中最有賣點的“稀缺股”，買家購買需求強烈，而拍品只有一件，在供不應求矛盾下，該幅作品從4000萬起價，經過多方競買一路衝向7952萬元的歷史紀錄。

　　和仇英《赤壁圖》一樣，本季天價成交的拍品除了個別具有明顯的人為炒作痕跡外，基本都在供不應求的矛盾中獲得了令拍賣公司滿意的價格。比如瓷器市場的琺瑯彩品種由於燒造數量少，當時僅供皇帝密玩，傳世極少，更顯得異常珍貴。匡時國際今年秋拍的清雍正禦制琺瑯彩藍地纏枝牡丹紋“萬壽長春”碗在眾多藏家號牌的輪番升降中，以728萬元的高價成交。由此看出，琺瑯彩瓷器以她出身高貴、稀有的的背景吸引著頂級藏家的囊中資金。

　　不過令市場感到意外的是，和中國嘉德一樣，香港佳士得，北京保利也各自推出本季度的“稀缺股”，並在拍賣前做了重點宣傳。前者是唐摹本王羲之的《妹至帖》，後者是《元人狩獵圖》，在香港佳士得的宣傳資料中人們獲悉，此幅來自日本的《妹至帖》為書聖王羲之的唐朝摹本，是現存王羲之書法中唯一可流入社會收藏的。而王羲之的唐代摹本最接近其真跡，並能重現王羲之圓轉凝重、易翻為曲、用筆穩重等書法特點，可謂僅存真跡一等。北京保利則對《元人狩獵圖》做了如下評述：“具有史詩般的氣勢，此卷鈐有乾隆諸璽與嘉慶、道光的鑒藏印，著錄于《石渠寶笈》續編，為清內府舊藏。楊仁愷先生在其《國寶沉浮錄》中也曾提到此作”。除此而外，北京保利還專門為《元人狩獵圖》印製了單獨成冊的圖錄。然而再強勢的前期宣傳也避免不了兩者遭遇滑鐵盧的命運，《妹至帖》和《元人狩獵圖》先後以流拍告終。從兩幅作品流拍後通過不同媒介反映出來的聲音不難看出，兩者之所以沒有獲得和《赤壁圖》同樣的成績，並不在於經濟規律中可能存在的特殊性，而是兩幅作品本身具有的爭議。有藏家表示，《妹至帖》無後世題字、印章，很難辨別真偽，而一些專家對《妹至帖》當時真的傳入日本亦表示了質疑。另外，總共只有17個字的《妹至帖》卻被拍賣方估價為3000-4000萬港元，這樣的價格已經超出了一些買家的心理底線。至於《元人狩獵圖》，一些藏家認為沒有明確署名，加之不少專家提出實是清初宮廷畫家集體創作，如此看來，4000萬元的起拍價實在有讓人難以承受之高。

　　因此，按照經濟規律，當供不應求時拍品價格會在競買中不斷上升，但前提是拍品物有所值。不過，由於目前拍賣市場並不規範，假拍現象依然存在，當其出現在拍賣場中時，人們發現一件沒有多少實際買家關注的藝術品被拍得過高的價格，即供並不大於求，卻出現難以理解的高價，這時，該現象並不能被看作是一種違反經濟規律的表現，而是一種違規，不能違背。

責編：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