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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做學問寫文章的人大都有剪存報刊資料的習慣。
魯迅先生也不例外。許廣平就説過:“魯迅在寫作中大量運用報上的材料。他也做剪報工作。上海的魯迅博物館裏，保存著一本剪報集，剪貼得很整齊，每頁上還有他親筆所寫報紙名稱和日期，這些資料是他從1928年到1933年期間上海出版的《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及《大晚報》等文藝副刊上剪下來的，內容大都是國民黨反動派摧殘進步文化界的消息報道和攻擊魯迅的反動文章。他當時打算運用這些資料寫一篇東西的，後來沒有寫成。”
雖然這篇東西?有寫成，但據剪報寫成的文章卻是不少。而且，魯迅早在北京時期已經開始剪報了。據統計，北京時期的剪報共有三百多份，大都剪自《京報》、《京報副刊》、《科學新聞》、《益世報》等，上海時期當然更多，兩相合計，數目驚人。
魯迅先生的剪報，大都是重要的社會事件的報道、社會各方面對這些事件的反應，還有文壇信息以及或友或敵對他作品的評論甚至攻擊，再就是一些光怪陸離的市井新聞等等。但不管剪報內容如何五花八門，良莠混雜，魯迅的剪報目的十分明確，這就是以便寫作雜文時利用。讀過魯迅雜文的人，就能發現剪報如何被魯迅引用進他的文章。還有不少剪報未能來得及利用，但也給我們提供了魯迅當年的關注所在，對於研究他當時的思想和社會動態有用。
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這篇淋漓酣暢的長文中，魯迅大量地引用了剪報資料，先是耐心抄錄了蘇汶發表在1934年12月7日《大晚報》上的致該報編輯的信，蘇汶在信中，竭力為他的“第三種人”的作為費力辯解。魯迅沒有拆穿他的辯解，只用一句話回應:“但由我的經驗説起來，檢察官之‘愛護’‘第三種人’，卻似乎是真的”。魯迅的《偽自由書》後記、《準風月談》後記，都是洋洋灑灑的萬言長文，引用剪報更多，文章所涉事實，剪報為證，宗宗件件，有案可稽，文章所論，則有的放矢，彈無虛發，嬉笑怒罵，風生水起，搖曳多姿中，顯現出嫻熟的鬥爭藝術和強大的戰鬥威力。
以魯迅當時的處境和工作條件而言，他不可能跑圖書館，也不可能遍訂國內諸報刊，他是靠勤奮，靠毅力，靠博覽，靠朋友的協助來從事剪報收集和整理工作的。當我們又見魯迅當年的剪報實物和讀《魯迅全集》時，總會想起他戴起眼鏡，手持剪刀，在案頭，在燈下，邊讀邊剪邊寫下剪報出處以備來日使用的情景來。
來源：北京日報
責編：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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