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深入汶川地震災區的境外媒體記者在返回後,不約而同地有了心理包袱。據媒體報道,有香港記者在回港後因不自控地感到哀傷,主動向當地“生命熱線”求助,經評估後被診斷患上了早期憂鬱症。(《國際先驅導報》5月27日)
面對每天大量被挖掘出的遺體,耳邊充斥著受災者失去親人的哭喊,加上長時間的超
負荷工作,相信不僅僅是新聞現場的媒體記者有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就連廣大參與災區一線救援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們,也不同程度産生了一定的心理問題。當前,對災區人民的心理救助工作正在大面積展開,然而,對同樣受到心理創傷的救援人員,心理疏導和干預工作也應該及時跟上。
對奮戰在救援一線的官兵、醫護人員、新聞記者和志願者而言,他們在目擊大量慘烈、破壞性場景之後,很容易産生“替代創傷”問題。這種心理創傷,是出於對生還者及其創傷的同情,當損害程度超過耐受極限時,會出現嚴重的身心困擾,甚至心理崩潰。據報道,有不少在前線奔波多日的媒體記者,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有人哭著往回打電話,表示難以承受災區的氣氛和環境;也有人在目睹慘狀之後,因不能直接參與救援,遂對於自身職業行為的價值産生懷疑;又或者是反應異常亢奮,連續高強度工作,並對自己的工作抱以過高的期望而産生焦躁等情緒。俄新社記者謝平跟隨俄羅斯救援隊在四川地震現場採訪,雖然返回北京已經四天,但他向《國際先驅導報》坦言,自己這幾天晚上一直做噩夢,食欲也不振。“可能以後都不會有比這再恐懼的時刻!我沒法用語言描述,我説不好!”顯然,這些救援人員同樣也需要專業的心理輔導和幫助。
其實,對救援人員開展事後的心理救助是國際救災工作中通行的做法。汶川地震後來到中國救援的日本國際救援隊人員告訴記者,他所在的海上保安廳設有專門的心理救助室,其他的省廳也可能有這樣的心理救助機制,救援隊內就有負責調整隊員情緒的心理醫師,“回國前我們曾接受了心理輔導”。這充分説明了對救災工作人員進行心理輔導的必要性和科學性。因此,我們期待有關部門能將對救援人員的心理救助納入災區心理救助工作整體規劃,及時對救援人員實施必要的心理救助。(孫瑞灼)
責編: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