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災：有序，才有力量

　　前一段時間的抗震救災，贏得了“有力、有序、有效”的廣泛好評。

　　抗震救災是漫長的過程，“有力、有序、有效”是長期的任務，容不得絲毫懈怠。良好的秩序是一切工作的基礎和保障，井然有序，才會有不竭的力量。

　　關愛，不要變成打擾

　　震災發生以來，無數群眾主動捐款、捐物、獻血或做志願者，人們在幫助他人的同時，內心也獲得安寧與凈化。目前需要提醒的是，當人們沉浸在一種利他主義的激情中時，千萬不能有意無意地越俎代庖，忽視受災群眾的內心感受，使關愛變成打擾。

　　曾有消息説，正在西安治療的“敬禮娃娃”郎錚因為接連受到太多媒體採訪和熱心市民探望而出現了心理障礙，總是想到房子垮塌的情景，不願離開母親，不願接觸陌生人。而另有幾位創造了生命奇跡的傷者也因被不斷打擾，得不到充分休息，不同程度出現了心理障礙。

　　在網上，一位唐山大地震的孤兒寫給公眾的一封信流傳甚廣。他在地震中失去多位親人，被收養後他總是“被好心人包圍著”，一次次問他“當時是怎麼被救的？地震的場面是怎樣的？爸爸、媽媽怎麼死的？”他還不時被眾多單位拉去作報告，“內心被一次次地傷害著”。

　　看來，我們應當捫心自問：關愛，怎樣才不會成為一種打擾？

　　前不久，中國心理學界危機及災難心理救援項目組、中國心理學會等組織發起的一項倡議值得人們深思：“對生命的尊重、對心靈的呵護，永遠比新聞記錄更重要！”

　　是時候講一講“災害倫理”了。很多時候，沉默、踏實、有序的支援，遠勝於喧囂的一時熱情。(寧 波)

　　悲痛豈能拿來“哇塞”

　　“哇塞，這次地震好厲害耶！”“天哪，這練習本的小主人還在不在？”……在大災之後聽到這樣的話語，自然會被刺痛。日前，有主持人將抗震救災稱為“一場大戲”，還有的媒體記者事過數天后到災區“漫步”，住賓館、坐小車，找人聊幾句，跑去兜一圈，就算“深入現場”了，看到一具遺體就“哇塞”不止，回去後又喋喋不休地向人描述如何如何“可怕”，心理如何如何“受傷”。也許他們本無惡意，但言行中流露出的輕率實在讓人難以接受。

　　一聲“哇塞”聽不出任何溫情，而是充斥著旁觀者的冷漠和看客的“假同情”，就像自視富裕者説“嗟，來食”，只能引起別人莫大的反感。這只能説明這種人的情調太“小資”，這種人的見識太淺薄。那些承受著失去親人和家園的至悲至痛的人們，決不會歡迎這種“秀”意十足的“哇塞”。

　　悲痛不能拿來“哇塞”！在無數被災難摧毀的生靈面前，每個人都應心存對生命最起碼的敬意。一個真正懂得悲憫的人，決不會把災難當成遙遠的“戲”。(張曉麗)

　　表達愛心，不必非到現場

　　地震發生後，社會各界紛紛伸出援助之手。很多熱心的人們放下自己的工作，趕至現場。毫無疑問，這種感同身受、以抗災為己任的共赴國難的熱情，感人至深。

　　到現場當然是一種愛心的體現，但是，堅守我們各自的本職崗位，認真地對待和做好手頭工作，同樣是對災區的一種支援，也是“眾志成城”的一種證明。

　　有些大學生得知地震消息後，立即私下組成聯盟，冒著余震趕往四川。他們的心意是好的，責任感是強的，但是他們的匆忙到來可能並不能真正幫助災區人民。相反，他們可能不僅耽誤了自己的學業，使家長擔心，還會增添災區的資源負擔。而一些公司職員為去災區當志願者而擅離職守，某種程度上是給正常的工作秩序添亂。

　　如此巨大的自然災害，其破壞的不僅是災區一隅，也擾亂了整個社會生態系統中的基本生産生活生存秩序。這就意味著，地震的發生不僅是對我們具體直接救災能力的考驗，實際上也是對整個社會秩序自我維護、修復能力的一種考驗。顯然，這樣一種考驗並不是抽象、籠統、遙遠的，它肩負在我們每一個公民的身上，彰顯在我們敢於和善於直面災難、從容堅守本職並努力捍衛社會秩序的鎮定、勇氣和信心中。(王 琦)

　　明星蜂擁至災區，有必要嗎　

　　演藝界明星心繫災區，竭其所能，動用自己強大的號召力，凝聚人心，在此次抗震救災中著實出力良多。我們欣慰地看見，那些原本只在舞臺上熠熠生輝的公眾人物，此刻抹去濃粧，不辭辛苦，懷揣著一顆平凡而誠摯的心，為痛失親人、身心俱傷的受災群眾送去慰問，種種善舉感人肺腑。

　　可是，明星畢竟是帶著光環的群體，他們奉獻愛心的行為常常因為不可避免的“星光效應”而走味。有些明星到災區向災民“問好”時，助理、化粧師、攝像，一群人緊隨其後，這般興師動眾無疑會給災區脆弱的物質條件再添負擔。明星們真有必要蜂擁至災區，以這樣的方式救災嗎？

　　更需要留意的是一些明星參與的心理重建工作。即使他們有良好的動機，但他們的介入顯然有兩個“硬傷”：缺乏足夠的專業技能；無法長久勝任“一對一”輔導的要求。因此，明星蜂擁至災區，並不值得鼓勵。(曹柳鶯)

　　不能只講“意圖倫理”　　

　　前兩天，一位記者在報上説：“在越來越多的人想方設法趕往災區時，我卻毅然決然地選擇離開‘見面’僅3天的黑水。”為什麼？“我想為災區幫忙，卻需要更多的人為我而忙碌。”“我不得不為我耽誤了災區領導和受災群眾的時間、佔用了縣裏的救災資源而深感自責。只有離開，才能終止這種耽誤。”

　　這是自從地震發生以來我看到的最真誠的記者反省。這名記者對因為採訪而帶來的騷擾歉疚不安，這種歉疚始於職業道德的考量，終於職業倫理的反思，進而上升為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內心拷問。

　　我欣賞這種拷問、這種反省。這是主動擺脫“意圖倫理”的一次可貴努力。長期以來，我們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認識上的慣性，只要相信動機是美好的，意圖是正確的，目標是正義的，無論程序和結果怎麼濫施，這種意圖支配的行為都能被容忍。在“意圖倫理”驅使下，粗暴往往戰勝理性，功利每每成為旗幟，風氣所及，習焉不察，而沉默的大多數也在這種風氣驅使下，更加噤聲。

　　其實，這樣的反省不僅屬於抗震救災中的前線記者，也應當屬於我們每一個人。(胡印斌)

　　受災群眾的傷口，不是“拉鏈包”

　　對此次地震災難，大眾傳媒用真實的力量在第一時間撼動了人們的心靈。許許多多的記者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有的冒著生命危險徒步走進災區，有的在艱難險阻中與受災群眾共渡難關，他們用鏡頭和文字使得災難和悲痛與遙遠的人們零距離。這些真實、廣泛、深入的即時報道，都讓我們的心靈感到震撼。這種震撼讓我們都迫切地感到“必須為受災群眾做些什麼”。現在，看來還應引導大家去進一步理性地思考“究竟應該怎麼做”。

　　災難畢竟是與痛苦、悲哀相聯絡的，沒有不斷向他人“回憶”的必要。而在有些活動的現場，我們時常看到有受災群眾被要求回憶地震當時的情形，一遍遍回憶失去親人的痛苦。他們的傷口尚未結痂，就像“拉鏈包”一樣被硬生生地頻頻拉開。

　　有些電視節目不了解將個體的負面體驗置於公共領域會産生怎樣的後果，也不懂得“同情心”和“同理心”之間的區別。他們力求在觀眾和講述者之間架起“情感上的共鳴”，但卻遺忘了一點：此刻，受災者有保護傷口的權利。而面對受災群眾，特別是失去親人的倖存者，我們卻有恪守理性的義務，言行舉止要考慮到對他們可能産生的影響。千萬不能把人家的傷口用來作為煽情的一個道具。(曹維斯)

　　競拍抗震影片，莫成負擔

　　近期，先後有十余個影視攝製組進駐四川災區。中國電影人正以他們的方式和努力，來紀念和告慰受難同胞。這體現了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急迫的使命感。然而隨著競拍漸熱，這會否成為一種負擔呢？

　　這種擔心不無道理。首先，拍攝一部電影包含諸多環節，不僅體現在極為複雜的拍攝過程中，比如怎樣選景搭臺，而且需要眾多人員的相互合作。如果前期小規模拍攝還尚有機動性優勢的話，那麼進入攻堅期後，受阻的交通、增多的人手以及有限的資源等問題都可能凸顯。目前，當地生活秩序正處於恢復和重建中，眾多攝製組的進入，難免造成一定的干擾。

　　其次，就電影本身而言，其藝術價值主要體現在敘事、情感和象徵性三大方面。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電影，在這些方面都有充分的醞釀。因此，在拍攝過程中，如何整體把握、放遠眼光、審慎對待，以確保藝術價值，是值得影片製作者認真思考的問題。在特定情形下，還應阻止那些或許受商業投機驅使的拍攝，以免造成對財産資源的浪費。

　　最後，心理問題同樣不容忽視。那些受災地區的群眾，他們本就在身體和精神上承受著重壓，如果在短期內不斷遭受來自抗震電影拍攝和放映的一波接一波衝擊，很可能形成心理上的永久負擔。(艾)

　　拿哀傷當商業噱頭更無恥

　　當眾人齊心救災時，卻有人發起了賑災的不義之財。

　　有人利用移動公司為災區手機用戶免費升值的服務，攜大量手機卡乘飛機趕往災區，借機獲得鉅額免費話費；有人利用災區當前生活用品奇缺、日常生活用品買賣混亂，到災區偷偷倒賣；更有甚者，為即將開張的火鍋店取名“512震宗鍋”，明目張膽地把全國人民的哀傷和災區人民的痛苦拿來作為商業噱頭，實在令人髮指。

　　商賈之道固然求利，但同時更有道義存焉。如今，正值舉國上下眾志成城全力抗震救災之際，正當我們遭受災難的同胞為失去親人失去家園而悲傷並拭乾眼淚毅然前行之時，以大地震為賣點，進行商業炒作，正如“范跑跑”丟下學生先逃命，不以為恥反以自由言論炫耀於人一樣，恰恰照見了少數人心靈中的卑污，無疑會激起社會輿論的一致批評。有報道稱，上述火鍋店當即遭當地工商部門查禁，不啻是咎由自取。

　　在抗震救災過程中，極少數無良的人利欲熏心、膽大妄為，其遭到社會的強烈譴責，由此觸犯法律者受到法律的懲罰，也是社會公理的一種昭示。(周寧)

　　最值得致敬的，是默默無聞

　　在抗震救災的捐款捐物名錄中，“無名”、“愛心”、“一家人”，這樣的名字總是最讓人心存溫暖。

　　捧來毛票和硬幣的小學生、千辛萬苦湊出100多元的乞丐、靠背煤度日卻捐出萬元的老農，人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卻每每感動。

　　用自己的身體護住學生的老師、背著妹妹求生的少年、懷抱嬰兒喂水的戰士、幾天幾夜不眠不休堅守在救災第一線的村幹部，還有太多醫護人員、志願者，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卻每每感動。

　　在大災面前，許多沒有留下姓名的付出，更令人敬佩。比如，不少廣為流傳的感人詩篇作者的署名是“佚名”，這樣的署名也許比感人的詩篇更感人。他們中也不乏公共資源掌握者，但他們沒有署名、露臉，事後在廣為傳誦的真實情況下，也沒有去炒作自己的詩篇如何如何，一切聽其自然，一切默默無聞。他們的境界，堪稱大愛無私，大愛無痕。

　　大愛就是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愛。真正的大愛，是無私的，是無聲的，是深沉而不是浮躁的，是寧靜而不是喧囂的，是拒絕功利而不是自吹的。(繆 清)

　　無序出書也是種浪費

　　汶川大地震後，出版界積極行動，適時推出了大量以抗震救災為主題的書籍。據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截至5月底的不完全統計，已有40余家出版社出版了90余種抗震救災的圖書，總計670萬冊。這些圖書內容大致集中在紀實報道、相關政策和指南、地圖、災後心理輔導、健康知識、地震醫療、防疫及災後防病常識、地震常識、地質地震理論專著以及重建家園等方面。與此同時，很多出版社也陸續推出了抗震救災詩集，目前僅筆者所看到的該類詩集就有五六本之多。

　　毫無疑問，這些書籍及時傳遞了抗震救災的知識和振奮人心的文字。當這些書籍被迅速送往災區群眾手中時，他們能夠從中獲取信息，驅趕恐慌。

　　但是，一哄而上的出版熱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力和物力資源的重復使用及浪費。以防疫及災後防病常識的書籍為例，在統計的90余種抗震救災的圖書中，僅這一類書籍就有26種之多，而每本書所涉及的常識性知識大同小異。抗震救災詩集的出版也同樣面臨這一問題，幾首比較著名的抗震詩歌在不同出版社的詩集中都能被讀到。甚至有些出版社非要為自己的抗震救災書籍冠以“第一本”的字樣，或大費口舌爭搶“第一”之名。

　　大難當前無功利。一切的嘩眾取寵、爭名奪利的無序之舉，都是浪費。(何 林)

　　各類慶功大會，請緩行

　　當前，一些救災隊伍陸續從前線撤回，有些地方開始辦起了慶功大會。

　　毫無疑問，在抗震救災中立功的人需要表彰，為災區、受災群眾捐款、獻血的人值得感謝和讚揚，但如今災區群眾依然在困難之中，我們尚未到慶功之時。

　　一位在救災現場英勇救出數名埋在廢墟下孩子的救援人員説，地震帶來那麼多生命的失去、肢體的傷害、家庭的破碎、心靈的創傷，他記得的永遠是那幾個沒來得及救出的孩子，對他來説，永遠都沒有成功可言。面對那麼多失去生命的遇難者或失去親人的悲傷者，我們無法有慶功的喜悅。

　　當然，當災區人民的生活重上正軌時，對那些真正的抗震救災英雄，理應加以表彰，以發揚他們的高尚品格和可貴精神，進一步凝聚人心，進一步提升社會責任感，進一步激發前行的力量。但我們需要的也不僅僅是慶功，總結經驗教訓也必不可少。“防範勝於救災”，説的就是這個道理。(張際臣)

　　情感表達越文明，就越有力量

　　對於那些在抗震救災中的愛心善舉，誰都會在內心充滿著感懷和感恩。

　　愛之深、悲之切的情感，的確需要表達，但表達方式可以是激情澎湃的，也可以是靜靜流露的。如果僅僅以表達方式的激烈程度去衡量情感的深淺，就會任由情緒發泄，造成行為失控，帶來某種無序和混亂，甚至可能走向善良願望的反面。我們需要激情澎湃，但又不能僅限于激情澎湃，而必須把哀傷和悲痛以及愛國情感化作實際行動，從身邊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

　　奔赴災區直接參與抗災搶險，是一種表達；捐款捐物或獻血，是一種表達；堅守崗位，做好本職工作，是一種表達；牢記公民責任，自覺維護公共秩序，不給社會添亂，也是一種表達。在情感表達上，越文明、越理性、越有序，就越有力量。

　　很多時候，民眾認為捐款捐物或者親赴災區，才是愛心的表現，事實上，靜靜地關注，是愛，也是慈善。(裘德)

責編：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