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麗娟”事件追星也能瘋狂 逼死父親

　　楊麗娟出名了，因為追星。

　　這個29歲的蘭州姑娘，13年前由於一個夢，認定自己與香港明星劉德華有著“前生的緣分”，開始了漫漫追星路。為了“圓夢”，楊麗娟初二起就退了學，再未出去學習、工作，一心沉醉於對偶像的追逐與幻想中；為了“圓夢”，楊家賣掉了房子，花光了積蓄，還欠了一屁股債，楊麗娟的父親甚至打算賣腎支持女兒。3月25日，楊麗娟第四次到香港，終於親見“朝思暮想”的偶像劉德華，並獲得與之合影的機會。但她仍不滿足，認為“時間太短，沒有機會説出心裏話。”第二天淩晨，楊麗娟68歲的父親在香港尖沙咀海域跳海自殺。

　　悲劇震撼了世人，也引發了無數的追問和反思，對追星，對信仰，對崇拜……

　　反思一：瘋狂回歸理智，路在何方

　　當楊麗娟事件塵埃未定，又有明星何炅的一名女粉絲稱要“效倣楊麗娟”，甘願為何炅拋夫棄子，追隨對方下半生。

　　類似的極端追星事件還有：一名歌迷因擔心以後再也見不到歌星周傑倫，在其演唱會現場服安眠藥自殺；一名男歌迷硬闖唱片公司求見港星陳慧琳，未遂後，把水果刀架在脖子上以死相脅，與警方對峙近3小時；某選秀比賽中，一媒體因批評某選手是“比賽以來發揮最差一次”，招來“粉絲”要把作者“做掉”的威脅……當追星追到極端，難免傷害社會，如一位娛樂記者感嘆：“粉絲正成為公害”，“都是追星惹的禍”。

　　“楊麗娟這樣的悲劇並非必然。”解放軍第八五醫院心理中心主任、心理學博士劉素珍反對把過錯都歸結到追星上。她告訴記者，青少年愛追星，其心理原因是他們的“自我同一性”尚未完成，希望借追星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明星是崇拜者的理想自我，也是崇拜者心目中的未來”。某種意義上，追星可以減輕焦慮、釋放壓力。然而，為什麼楊麗娟這樣的“粉絲”會陷於瘋狂？劉博士以楊麗娟為例，分析了極端追星者的某些心理特徵：成癮性，慢性抑鬱，自戀情結等。她認為，這些病態心理有著很深層次的原因。要解開其心結，必須回到其個人經歷中尋找答案，比如：成長過程中是否有未解決的傷痛，家庭關係中是否存在衝突，人格中是否具有依賴性和邊緣性的特質。

　　儘管為死者諱，但熟悉楊家的蘭州人仍認為，父母要為楊麗娟走到今天這個地步負主要責任：“大家都説，難道她要天上的星，你也給她摘嗎？”蘭州市地方誌辦公室的鄧明告訴記者，楊麗娟第一次表現出對劉德華的迷戀時，只有16歲，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還沒樹立，楊父身為老師，沒有盡到為人父母、正確引導的責任。劉博士卻強調，當楊麗娟的悲劇震撼我們的心靈，不光是她的家庭需要反思，學校和社會也應該思考：我們是否為孩子培養了成長的良好氛圍？是否提供了多元化的精神産品？是否締造了有益他人的價值觀？“追星這件事，有著深刻的社會動因，但總有一天，瘋狂也能回歸理智，只是需要理解和引導，而不是縱容或者謾罵。”

　　反思二：媒體在自由與責任間如何抉擇

　　“楊麗娟目前最需要的是一個客觀、完整的心理評估。”當得知居然還有媒體打算幫楊麗娟辦赴港手續時，劉素珍博士憤怒了：個別媒體到底想把楊麗娟引向何方？

　　讓我們回放一下媒體對楊麗娟病態要求“推波助瀾”的作為：2006年3月，楊父欲賣腎為女籌旅費赴港追星時，內地多家媒體連續報道，某報稱能助楊麗娟“圓夢”；同年，某電視臺娛樂節目稱只要楊麗娟配合錄製，便安排她與劉德華會面交流，但承諾沒能兌現；2006年底，劉德華出席《墨攻》首映式，在媒體幫助下，楊麗娟近距離觀看，但並不滿足……

　　“要幫楊麗娟圓夢的行為，是非常典型的媒體越權。”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力丹説，傳媒的職責就是客觀報道，有意識、有預謀地推動事情發展，是違背新聞職業道德的行為。在陳力丹看來，是否報道、如何報道，媒體有自己的新聞價值標準，凡是偶然、極端的事件都可能被重點報道。但必須有分寸把握，如果大張旗鼓、大肆渲染地有意強化事實的某部分，就脫不了“炒作”的干系。陳力丹進一步指出，“既然炒作本身就是有意説什麼和不説什麼，那就很難説有良性的炒作。”

　　“媒體傷害了社會的道德底線。”楊麗娟事件中，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李岩教授最為反感的是媒體過於獵奇、對楊家挖地三尺的報道，尤其是用“楊麗娟逼死父親”這類與事實不符的標題、“楊家有嚴重精神病史”等的描述，已經喪失起碼的同情心。“真實、客觀是新聞的原則，在新聞的範疇中的確如此。但是，新聞事件放在社會語境中，就要受到社會良知和對人的基本尊重的原則下衡量，它便不是唯一的原則。建立在對人類公共情感傷害基礎之上的真實，只是聚沙成塔，毫無價值。”李岩教授還認為，部分媒體從獵奇角度報道楊麗娟事件，反映了新聞傳播對娛樂化的認同，這種認同正應了美國學者波茲曼“娛樂致死”的話。“不能否認，社會心理的確有對這種‘眼球刺激’的期待，但是也有對高品質精神産品的需求。我覺得，媒體低估了受眾的需求，或者是降低了自己的需求。”這樣做也意味著媒體在損害自己的形象。

　　“這在乎傳媒工作者的自律意識。”陳力丹説：“今天，我們的媒體常常是通過剛性的行政命令才停止炒作，這只能部分解決眼下急需的問題。從長遠來看，構建完善的傳媒自律體系，讓傳媒工作者的自律意識內化，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途徑。”

　　反思三：我們需要怎樣的偶像崇拜

　　楊麗娟這樣描述自己13年來對劉德華的追逐：“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或者信念，這個是我的一個理想。”把“明星”當成“信念”和“理想”，甚至如同神 ，在復旦大學哲學系王德峰教授看來，這一點也不奇怪，“典型的偶像崇拜。”在《新華詞典》裏，偶像就有這麼一層意思：“特指一種信仰或理想。”

　　人類的偶像崇拜情結可以追溯到遠古的圖騰。之後，從神話人物到對祖先、聖人和英雄人物，以及今天的娛樂明星，偶像在人類歷史上一直存在著。王德峰教授認為，“偶像崇拜不是什麼心理問題，而是生命價值落實的一種方式，深層次的原因，恐怕還是人類克服個體孤獨感和有限感的需要。”

　　“並非所有的偶像崇拜都值得批判。有些偶像和社會總體的價值認同聯絡在一起，比如雷鋒，大眾對他的崇拜表達了對聖賢品質和互愛精神的追求。”王德峰教授説，這種崇拜以客觀真實為基礎，與社會和家庭的命運緊緊相連，幫助我們在生活中追索和完整生命的價值，無疑是有益的，也極少走向癡迷。反觀對娛樂明星的追逐，出發點是什麼？難道就是對其外表的喜好？或者乾脆像楊麗娟一樣，“來自一個夢”？這樣純粹私隱化的崇拜是漂泊無根的，很難與社會角色和責任發生對接。也因為其極端個人主義，發展到最後，甚至會遮蔽對親情的感悟和珍惜，所以楊麗娟會在13年追星夢中始終無視父母艱辛的付出，乃至父親的去世，也不能令其醒悟。

　　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娛樂明星成為偶像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成為“唯一”的偶像，“對娛樂明星的過度推崇是消費時代的病症。”王德峰説，表面看起來，這是娛樂産業對社會的強大滲透，但背後真正的原因，還是精神傳統的瓦解和共同價值的缺失，這正是當下最需要警惕的———文化的淪喪。不過，王德峰還是樂於看到，楊麗娟事件後社會尤其是其同齡人紛紛表達了批判和反思，“這説明這一代孩子大多是健康的，他們也在對‘追星’進行反思，我相信，他們終會去尋找真正值得崇拜的偶像———那些具有偉大人格和美好心靈的人。”

　　記者發稿前，再次求證某報是否將為楊麗娟辦赴港手續，遭否認。“沒有這回事。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幫這對母女回歸正常生活。”

責編：孟燕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