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代表委員談改革開放30年與文藝創作

趙玫：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思考的民族

本報記者 彭 寬

    改革開放30年給予著名作家趙玫的是６００萬字的文學作品。兩會期間，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趙玫向記者暢談了她的個人創作與改革開放之間的深刻聯絡。

    記者：首先我注意到的是您的寫作方式。在您30年來600多萬字的作品中，包括了散文、小説、隨筆、評論、影視劇本等多種體裁，您的這種多元形式的寫作方式是怎樣形成的？

    趙玫：我很小的時候就愛好文學，喜歡作文，但在改革開放之前，我覺得只有一種創作樣式，就是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樣式，我雖然喜歡文學，但受這種樣式的制約我自覺總也寫不出滿意的作品。所以後來的改革開放對我個人來説特別重要。因為改革開放以後，很多西方的現代文學樣式，例如意識流等進入了我們的視野，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天窗，讓我們看到一個新的世界，文學居然有那麼多的寫作形式，這在改革開放前是根本不知道的。實際上我在讀了很多這樣的東西之後，突然意識到我也可以寫作，而且不必永遠用一種方式寫作，我可以對寫作形式本身進行各種各樣的探索，這符合我的氣質。我對寫作形式特別感興趣，我們過去總説內容決定形式，但其實形式也會賦予內容很重要的意義。就像搭積木一樣，一組積木可以搭成中國的宮殿也可以搭成歐式的城堡，這個搭建的過程就是形式的變化，不是原材料的變化，所以形式是會産生意義的。改革開放後非常開闊的文學樣式空間給我帶來了創作的動力。我在自己的文學道路上希望有所變化。我是從文學批評開始的。我很喜歡我們國家當時那些先鋒文學、現代主義的作品，我覺得文學本身一定要不停地變。改革開放是不斷地加深的，我覺得“革”就是革新，文學也要不停地革新，所以我在文學創作中選擇了很多樣式，散文、隨筆、小説、評論、劇本，總是處於不同的變化當中。不同的體裁，思維方式是不一樣的，我喜歡這種嘗試和變化，不斷改變自己的思維。所以我覺得改革開放給了我一個很大的空間，可以自由地、最大限度地發揮，選擇自己想採用的文學樣式。另外，我必須感謝編輯部的認可，因為不管作者怎麼嘗試，沒有編輯部的認可，作品不能發表出來，那也等於白費。這是一個載體，作家的思想解放是伴隨著這個載體開始思想解放的。寫了這麼多年，我希望永遠去發掘比較新的樣式，在這個方面我是充滿了熱情，不可否認，這和改革開放有深刻的關係。我經歷過那種必須按照某種樣式去寫作的時代，我覺得不適合我，如果不改變，我成不了作家。

    記者：除了形式、體裁的多元化以外，您在寫作內容上也非常多元化，既有歷史小説，也有現實題材的作品；既有對女性內心的挖掘，也有對知識分子的關注。這種內容的多元化也是您追求的嗎？

    趙玫：應該説，有些時候寫什麼內容不是完全由我來決定的。一開始我主要是寫當代題材作品的，後來張藝謀拍武則天，找到我，請我寫這個歷史人物，當時我猶豫了一個星期，最後覺得我自己應該變化了，於是就答應了。但我仍然不是寫章回體小説，只是覺得這個創作有意思，對自己是一個挑戰，可以“革自己的命”，雖然它是命題作文，但同時又給我開闢出一片新的天地來。而且是否能夠用對話去完成故事和塑造人物對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當然這種寫作是很累很難的，要查很多資料，我還專門去了實地進行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我又發掘出了高陽公主和上官婉兒這樣兩個人物。對我的歷史小説，作協和港臺一些相關人士做過探討，認為完全是另類，寫的是歷史，但現代人也能接受，而且沒有任何戲説。後來又寫了《阮玲玉》、《胡蝶》等，最近又寫了《秋天死於冬季》。內容確實是比較多元，這個社會的開放空間讓我覺得想寫的都可以寫出來。但是，我又覺得我應該和這個社會有距離，希望自己能寫出有思想的作品，通過我的作品讓大家能夠有更深的思考。我一直沒有脫離批評工作，作家的厚重是不能離開批評的，寫完感性的東西，反過來就想寫理性的東西，多元化的內容就可以提供多元化的思考，我願意做一個學者型的作家，在這個時代我覺得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記者：我們知道改革總是存在風險的，您在題材和體裁方面都做了如此多元化的嘗試，想沒想過如果寫砸了怎麼辦？

    趙玫：探索即使失敗了也是成功。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不怕它失敗。當時寫《秋天死於冬季》，連出版社都很疑惑，存在著不同意見，害怕這樣寫不行，但我不能因此而改變。我的創作肯定有失敗，説實話每次寫完我都不是很自信，不知道這個東西究竟會怎麼樣，都是事後聽讀者的反映和編輯的反映，或者看銷量。幸運的是很多次都能夠從中找到一種自信。我是希望寫一個是一個，不是寫完很快就被遺忘，或者是別人只知道你這個作家不知道你的作品。每一部寫完能夠被別人議論就行。我就通過這樣的實踐，來實現自己。

    記者：您曾對非常有爭議的一些青年作家採取了寬容的態度，並強調文化和價值體系的多元化，能具體談談您的這個理念嗎？

    趙玫：當時很多年輕作家都在成長，現在已經是多元化的價值體系了，是多元文化並存的，應該寬容。這個還跟我的女兒有關。她今年２５歲，通過她我接觸到了很多年輕人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對人對事要歷史地辯證地看待，任何人都是處在歷史階段中的，這是一個生命的發展過程。我覺得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看一件事情會越來越從更多的方面去想。我發現我自己在小説中特別喜歡用“或者”這個詞，為什麼呢？我覺得一個事件必然有很多種可能性。看社會，看價值體系，都應該用這種多元化的目光，我覺得這也是改革開放帶給我的一個結果。改革開放以來，傷痕文學、尋根文學、現代主義文學等，一路走過來，實際是在不斷地開放，這種文學潮流對文化多元化和價值多元化既是一種衝擊也是一種豐富，衝擊是針對舊有的東西，過去先是衝擊“文革”的遺留，後來性的禁區也被打開，慢慢有了意識流、印象派等等，一直在向前推進。剛剛改革開放時，文學作品的探索往往給人們造成很大的影響，比如當時的一篇小説《愛是不能忘記的》，剛出來時人們就很驚訝，怎麼能寫這麼一個第三者呢，但今天看來就不那麼稀奇了。人的思想的解放是一步步走過來的，不斷地對舊有東西的衝擊就是對新事物的一種豐富，到了今天，就變成了非常多元化的環境。

    記者：好像您對當前的文化現象並不是一味地寬容，您曾經提出反對“泛文化”，呼籲青年人不要出現文化的浮躁，這又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趙玫：寬容首先是人性化的立場，設身處地是寬容的條件。但現在我覺得很多人特別浮躁，因此我提出了反對“泛文化”這個概念，就是針對文化的浮躁現象。改革開放之前，生存方式和寫作方式都是沒有選擇的，改革開放後，一下子有了太多的選擇，於是有一段時間我自己也很困惑，怎麼選擇？選擇是要重新學習的，選擇做什麼，能走的路很多，那就必須認識自己，才能選擇適合自己的路，那麼多的選擇，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情況，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文化現象，會出現像棉棉這樣的作家。我覺得自由和多元並不意味著放棄思考，自由本身是有思想在裏面的，自由不是一個空的觀念，恰恰相反，自由和多元就是為了讓人們思考的。自由和多元對從事文學工作的人來説，是一個理想的環境。但浮躁的作品是不會流傳下來的，一個人在本質上需要思考。我個人覺得自己過的是一種有質量的生活。為什麼？因為一個人有精神生活才是最有質量的，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思考的民族，我們不能變得不會思考。

責編：劉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