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代表委員談改革開放30年與文藝創作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年，也是思想解放的30年。思想解放帶來了文學藝術創作觀念的空前活躍與創作成果的不斷豐富。兩會期間，本網記者就改革開放30年與自身創作的關係採訪了部分代表委員。在採訪中，我們再次深切地感受到，正是改革開放讓作家與藝術家釋放了情感，放開了腳步，深化了思考，提升了境界。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思想解放已經融入到他們每一部作品的思考與創作中，為他們的成功奠定了基礎。——編者

二月河：創作成就源於思想解放

本報記者 彭 寬

    在喜迎改革開放30週年之際，著名作家、全國人大代表二月河在兩會期間接受了記者專訪，深情回顧了改革開放對他30年創作之路的巨大影響。

    記者：１９７８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也正是在那一年，３３歲的您從部隊轉業，開始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這是一種巧合嗎？

    二月河：應該不能説是巧合，兩者還是有挺大的關係的。當時我已經在部隊工作了10年，但卻下定決心轉業回到地方，最初並沒有想過要當作家，主要是産生了一種躁動的情緒，感覺自己已經讀了不少書，應該對社會發揮一些作用了，同時又覺得讀書量還不夠，迫切希望到地方去再多讀些書。現在想來，做出這個選擇有著深刻的社會環境影響。當時正值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和改革開放的呼聲已經走出了地平線，並且走進了人們的生活，我嗅到了朦朧的改革開放的氣息，開始有思想解放的要求。因為在部隊我一直有寫東西的興趣，所以更希望到地方上把自己在部隊多年讀書的思路梳理一下，尋覓新的突破，探索新的創作理念來指導寫作。而正是在當時思想解放的萌動下，我的膽量也大起來了，於是這一步讓我開始邁向了創作道路。

    記者：您的《康熙大帝》等歷史小説今天受到了無數讀者的歡迎，您覺得您創作中最成功的地方是什麼？

    二月河：《康熙大帝》的第一卷草稿出來的時候，編輯要求我一定要把康熙的陰險、毒辣、殘忍寫出來。為什麼這樣要求？因為在當時思想還沒有足夠解放的時候，這樣寫在政治上不會出錯。按照傳統觀念，康熙是個皇帝，是封建君主，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言人，根本不可能把康熙作為一個正面人物來描寫，至於頌揚啊什麼的更不用説了。但是我堅持了我的創作理念，我説我寫康熙大帝，就要把這個“大”字寫足。書出版後，爭議很大，就是現在打開網頁，還能看到有批判的。長期以來形成的理念，就不允許把一個封建皇帝當做正面人物來寫。如果沒有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我也絕對不敢、更不可能這樣來寫。我曾説過，康熙大帝的“大”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才能理解的一種思維，是思想解放以後才能被得以認可的創作理念。什麼樣的理念？凡是在中國歷史上對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有貢獻的，凡是在中國歷史上對於提高當時的生産力、提高當時的人民生活水平有貢獻的，凡是歷史上在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裏作出過貢獻的，就給予歌頌，我不問出身，不管是皇帝也好，是平民也好，是太監也好，他們在自己的領域作出過貢獻，我就把他們當做正面人物來寫。寫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本書，貫穿了我這幾條創作理念，這種理念在改革開放之前是不大可能形成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響，一條冰封多年的河解開了，我敢於堅持我這樣的創作理念了。

    記者：您的這個創作理念是怎樣形成的呢？是一開始就有這樣的想法嗎？

    二月河：一開始不是這麼有條理、定型、完整，不像方才説的這麼系統。剛開始我就是覺得康熙這個人不錯，是一種樸素的觀念。他為中國歷史作出過貢獻，康熙三次親徵準噶爾，六次南巡，解決了台灣問題，解決了新疆問題，勘定中國現在的版圖基礎，叫《皇輿全覽圖》。他組織人員修書，我們現在還在用《康熙字典》。他本人是數學家、詩詞學家、書法家、醫學家，而且懂外語。他搞過水稻試驗田，將雙季稻在全國推廣，緩解了老百姓的溫飽問題。他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所以我的這個理念就越寫越思考、越沉澱，慢慢就越成熟，這種理念如果沒有思想解放的環境，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思想種子的，更不可能發芽成長。我的幾部書的創作理念，其實就是從思想解放開始，逐漸形成並穩定下來的。要是沒有外部環境的促進，沒有大形勢的促進，那是不行的。

    記者：有很多讀者感覺讀您的歷史小説不僅可以增加對歷史的了解，也可以促進對時代的思考。您自己怎麼看這種觀點？

    二月河：我在創作初期就給自己制定了嚴格的創作紀律，決不根據今天的需要在歷史資料裏找工具，我的創作原則就是努力追求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比如，雍正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納糧等，這一系列的改革在封建社會中是震古爍今的，而他本人也實實在在地推行這些改革。他實行反貪倡廉的制度在歷史上也很嚴厲。可能有些讀者會聯想到我們今天的改革。但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們按照今天的意圖來進行創作，那麼今天有這個問題，明天又會有另外的問題，最後小説的生命力就成了問題。我認為，按照歷史當時真實的情況來寫，它一定會在現實當中發揮應該有的作用，因為任何歷史的內容都包含有對現實的啟示。歷史的發展本身就是螺旋式的發展和上升，這一圈和那一圈，總會有可資借鑒的東西。讓讀者真正感受自己是在歷史中，按照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構建小説，它會自然而然地發揮作用。《雍正皇帝》改編成電視劇播出時引起反響，絕對不是我故意在電視劇裏增加這方面那方面的佐料，歷史事實就是這樣，廣大觀眾産生某種共鳴是自然的事情。現在社會上有一種重讀和解讀歷史的熱潮，思想解放以後，大家在讀歷史中就可以放開進行比較和思考，在客觀上就會産生一種反響，這對促進我們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發展有好處。

    記者：是否可以説，改革開放30年無論對您的創作還是您的讀者，都産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二月河：改革開放30年發生的理念變化，是對一個時代的影響，會影響到所有人，我是其中一個。30年的進程，不斷産生新情況、新形勢，直到今天，創作環境空前寬鬆，不會説一句話就有人揪你的尾巴，人們可以更多地開拓自己的創作思路，可以更多更好地創作符合自己心願的作品，提供給社會。過去説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現在我們談文藝為人民服務，工農兵是人民裏面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人民是一個全體的概念，這種觀念的改變也給作家提供了更寬闊的創作領域。我們也是逐步地領會到它的影響，看看現在，一年創作的作品數量，比那時候多得多，參與文學藝術創作的主體人群也空前增加，這種文化氛圍是以前不曾有過的，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過去寫稿子要用稿紙，要去找編輯，要投稿，然後才可能與讀者見面。現在只要有一部手機、一台電腦，只要靈感一來，馬上就可以寫出來，馬上就可以發出去或者貼到網上，最尖端的科技傳播手段激發了人民群眾的創作力量，使每個人都有當作家的機會，這也是歷史上沒有過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非常重要，唐代文化的繁榮其實就是五胡十六國南北文化的交融促成的。現在我們不僅是民族文化的交融，而且還有中外文化交流，是更廣泛的交融。經過一個時期的發展，必然會形成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我堅信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