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他們説：重溫八十年代的閱讀

　　１９８０年我３３歲，屬於文革十年“蹉跎歲月”的一代青年人。對於我們這一代愛讀幾本書的人來説，７０年代末發生了幾件衝擊力很強的事，直接而且決定性地影響了８０年代的閱讀生活。

　　先是１９７７年恢復高考，大學校園裏涌進了一批特殊的大學生；繼而有１９７８年部分中外名著開禁，在全國若干城市中出現通宵排隊等候買書的景象；緊接著是１９７９年《讀書》雜誌復刊，第一期第一篇文章題名為《讀書無禁區》。恢復高考摧毀了流行十年的“讀書無用論”，又開始有了靠讀書求衣食、奔前程的可能。只不過８０年代初那批特殊的大學生剛從“革命年代”過來，還沒來得及領會“轉向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全部含義，因而更多認同“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讀書人形象。純粹個人的動機一般羞于表達，他們採用的公眾語言容易流於“宏大敘事”。但這種“宏大敘事”鼓勵非專業同時也非消遣的閱讀——— 出於某種關懷、某種使命感和某種精神追求的閱讀。或許可以把這叫讀書求大用，它是“文革”時期就不相信“讀書無用論”的一大批人懷藏已久的一種衝動，而８０年代似乎給了他們實現這種衝動的一次機會。

　　其實“文革”時期也有過不求有用只求精神享受的閱讀，但由於我們的精神生活少了（舉例説）愛默生或梭羅的那份從容，閱讀時總帶著某種緊張，就像一個過分饑餓的人進食時那樣。這種緊張被帶進了８０年代，囫圇吞棗的現象就難免發生。當然，潮底下總有流，峰迴路轉地到了９０年代，一批專家學者已經造就成型。這是恢復高考最為結實的成果。那種非專業同時也非消遣的閱讀退潮了，也許是永久性地退潮了。倘還有，則多半可能是一種純然私人性的閱讀，不再屬於“聲聲入耳”、“事事關心”一類。至於圖書開禁一事的意義，首先是拯救了萬千“饑民”。已然“發育不良”者固難完全矯正，再年輕一些的就受益無窮了。出版界、報刊業恢復生機，可讀的東西當然不會止于過去已出版過的經典名著。只可惜８０年代文化生産力還過於薄弱，所以“饑荒年代”並沒有迅速過去。單純從閱讀者的角度看，原創的作品總嫌太少，質量高者就更為稀缺。最早出現的文學作品大都具有“轟動效應”，承載著推動“思想解放”的歷史功能，滿足的則是閱讀者的某種關懷。與之相呼應的是某些見於報刊的理論文章。學術著作的問世尚有待時日，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也許是唯一的例外（問世很早且質量很高）。靠編譯引進西方新知識新觀念的做法也應運而生，只是都很皮毛、零碎。到８０年代中期開始有成批的譯作出版，但也並非很有系統。而且，看似新譯，實則多為”補課”之舉。引進的西書中極少有當代的新著作。那幾年呼聲最高的尼采哲學、弗羅伊德精神分析學和存在主義哲學都不是什麼最新舶來品。此外，實證性社科類的著作引進較少，法學著作似更少。……凡此種種，到９０年代都有所補正，然而人們的閱讀心態已整個變了，不是追求實用就是追求消遣。圖

　　本書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出第１版時，印數已達２３萬冊，可見需求量之大。盧梭的其他著作如《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社會契約論》在當時也有很大影響。

　　八十年代初的大學生曾經熱情地閱讀馬列經典，這是其中的一本。

　　當年在青年讀者中極為風靡。阿城認為用王朔的語言翻譯它會很接近。

　　八十年初，當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時，薩特和弗洛依德是被人們咀嚼得最厲害的兩位。

　　這是八十年代大學生了解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入門書，當時，“現代派”對於正統人士來説，不亞於洪水猛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