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是一個讀書的時代

　　梁小民 1943年出生於山西。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199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曾任教于北京大學，北京商學院。現任國務院特邀監查員，國家價格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基金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家評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評委，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梁小民

　　從讀書中能獲得多少收穫不取決於讀了多少書，而取決於以什麼態度讀書。以批判的態度讀書，讀來讀去是以自己的正確批評作者的謬誤，自己毫無長進。以學習的態度讀書，任何書都能給你啟示。我在改革開放之前也讀過不少書，但真正有長進是在１９７８年讀書心態改變以後。

　　使我讀書心態改變的讀書而是現實。“文革”中，我被發配到東北深山老林裏的一個小地方。“文革”的種種混亂打破了我對傳統體制的迷信。傳統的教育告訴我們，“文革”前的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是人類歷史上最美好的制度。但為什麼在這種最美好的制度下卻出現了“文革”這樣的混亂？計劃經濟是能夠實現國民經濟有計劃地發展的，為什麼發展的結果卻是貧困與落後？那時能讀的書有限，而且還以傳統的方式去讀，不能説沒用，但缺乏思想突破。

　　１９７８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學的研究生，能讀的書多了，尤其是“讀書無禁區”和思想解放，使我明白了，對任何書都要立足於學而不是批。這樣讀書才使我的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那時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是由滕維藻、朱宗風兩位先生翻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內部讀物”。這本書分析的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中國社會主義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基本沿用了蘇聯模式。雖然那時我還不能完全接受哈耶克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的結論，但他對社會主義的批評使我認識到中國發生“文革”悲劇的根源。“文革”中個人的自由被徹底剝奪正在於計劃經濟。他在這本書中引用了何德林（ＦＨｏｏｅｄｅｒｌｉｎ）的一句話，“常常使一個國家變成地獄的，正好是人們試圖把國家變成天堂的東西。”我一直記著這句話，思考解放人民的善良願望如何變為剝奪個人的權利。

　　在這本書之後，又讀了哈耶克的其他著作，尤其是１９８０年代中期讀了科爾奈的《短缺經濟》，使我堅定了改革是唯一齣路的思想。

　　改革應該走什麼路呢？影響我的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這顯然是一本教科書，但對我們這些從未經歷過市場經濟的人卻有思想啟蒙作用。記得“文革”中也讀過這本書的節譯本。但那時僅僅是尋找它的缺點，根本沒有讀懂。現在讀它的全書，才知道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以及它為什麼優於計劃經濟。也正是從這本書中，我才了解了現代經濟學的許多概念，進入現代經濟學之門。那一代的大學生都有這樣的感覺。這本書使我找到了未來改革的方向。我認識到，儘管我們一開始改革時並沒有説要搞市場經濟，但我相信，改革最後只能走市場經濟道路。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儘管恢復復辟計劃經濟的呼聲甚囂塵上，“姓資姓社”的爭辯不絕於耳，但我堅信市場經濟是方向。所以，在１９９０年，我寫了一篇題為《完善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的文章，提出“市場經濟並不等於資本主義”、“我們經濟改革的理想模式應該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在１９８０年代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國內出版了許多久聞其名而不得的名著。我們狂熱地閱讀這些書，從中吸取營養，了解世界思想的最新動態。那是一個讀書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最活躍的時代。在我的一生中，這也是讀書最多的時光。儘管現在出版的書更多了，但讀書的人卻不如當年多了。如今現實的實惠代替了沒有目的的閱讀，功利主義的算計代替了對知識的渴望。即使讀書，也是讀實用性的應試之作。只有從嚴冬過來的人才知道春天的溫暖，只有渴望求知而沒有書讀的人才能體會１９８０年代改革開放之初的感受。讀那些改變我世界觀的書，至今我仍然珍藏著——儘管它們既不是珍本，也不是善本。拿到市場上，這些書也許只是廢紙，但在我的心目中，它們的價值無法衡量。

責編：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