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閱讀史：正常的時代應是讀書自由時代

　　聽到了鄧麗君的歌聲

　　我是1961年生人，今年46歲，這一生最好的時光基本過去了，以後只是打發日子。我現在才能體會，人到中年為什麼通常都趨於保守。

　　1978年，我在高中讀書的時候，有一天，我的歷史老師馮彬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交給我一張我父親單位裏寄來的“右派”平反通知，那時我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快要開始了。

　　一個強烈的記憶是當時聽到了鄧麗君的歌聲。

　　今天40歲以上的人，在他們的少年時代，很少沒有鄧麗君的影子。那時沒有影像，但她的聲音是我們那一代人無法忘記的。許多年以來，我都想寫一篇文章，專門研究70年代末港臺流行音樂對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貢獻，可惜沒有用力收集材料。此言可能誇大了鄧麗君的作用，但她對一個在封閉社會中成長的少年的影響，可以説是顛覆性的。

　　我那時在中國北方的一個小城裏讀高中，有一段時間，我每天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管理廣播室的校工那裏，幫助他做一些體力活，然後，求他在學校的播音室裏，用一台老式的磁帶錄音機，為我放幾首鄧麗君的歌。這些事還不能讓人知道，因為在那個時代，聽鄧麗君的歌是犯法的，那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一個中學生，要是沉迷于那樣的歌聲中，幾乎就是不可救藥了。好在我那時很謹慎，沒有讓老師發現，所以也沒有被認為是中毒的少年。

　　鄧麗君的歌聲是如何傳進來的，這已經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鄧麗君的歌聲影響了許多正在成長的少年，而那些少年的青春時代，是只有革命歌聲的，是只有時代最強音的。鄧麗君讓他們知道了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歌聲。我那時有一個夢想，就是特別想知道鄧麗君的模樣，那種期待，也許和今天的追星族是一樣的心情。那時很難見到一盤原裝的盒式磁帶，所能見到的，都是轉錄過來的，那時，轉錄鄧麗君的磁帶，是青少年的時尚。

　　流行文化的發展，到了今天，已非當年可以想象。我這個年紀的人，對於今天的大眾文化，已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了，但對於少年時代的一個夢想，我還有一些懷念。後來也看到了鄧麗君的照片還有她的傳記。與如今的明星相比，鄧麗君也早已是一個過時的人物了，她本來也不是什麼美人，但她的歌聲非常迷人。

　　在當代中國的文化史上，鄧麗君恐怕不只是一個歌星，或者説，她的意義遠非今日那些走紅的歌星可比。鄧麗君的歌聲，實際有一種延續中國30年代流行歌曲的風格，她常常讓人想起周璇、白光她們，後來我還了解到，有些上了年紀的人也非常喜歡鄧麗君，比如過去《讀書》雜誌的沈昌文先生就是一個。鄧麗君生長的地方，是延續中國30年代文化的，不像我們這裡，沒有了那種文化的土壤，像鄧麗君唱的那些宋詞歌曲，至今還讓人回想。鄧麗君始終是憂鬱的，她的歌聲是有關愛情的，但多是惆悵的，哀怨的，雖然是通俗的，但我們還很難説她膚淺，她的歌聲總有人喜歡聽，這很不容易。今天的歌星，很難有她那樣的幸運。

　　給《人民日報》理論部投過一次稿

　　1980年，我進入山西榆次市晉中師專英語專業讀書，雖然讀的是英語，但我對這門專業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三年後勉強畢業。

　　我在師專讀書的時候，最關心的還是發生在北京的那些政治變革。當時21歲，像所有大學生一樣，張著一雙迷茫的眼睛，對周圍的生活充滿好奇。那是一個有熱情的年代，理想主義是青年的普遍氣質。我雖然是一個讀英文的學生，但英文在我的學習中幾乎沒有什麼位置，那時我對文學著迷，一心想成為一個作家，但同時對政治也保持了極大的興趣。也許因為自己是一個“右派”的後代，所以對生活中的政治變化很敏感。我在中學時候，就對北京西單民主墻非常關注。可惜，生活在中國北方一個小城市裏，我只有觀望的條件。

　　我到師專讀英文時，英語遠不像今天這樣為所有的大學生所重視，我那時是因為數學不好，不能選擇中文系，才去讀英文的，當時上英語專業的人可以不算數學分數，我也只學了一年英語，就勉強上了師專。我上的這所學校，嚴格説不能算是大學，因為剛剛恢復，幾乎沒有什麼辦學條件，學校只有一座教學樓，老師都是從中學調上來的，多數是一些名牌大學的學生，但因為在社會底層生活多年，他們早沒有名牌大學學生的自信和傲氣了，長期的中學生活，使他們變得特別謹小慎微，學生遠比他們富有熱情。

　　我在這裡遇到過一個教政治的老師，他叫黃學詩，是北大哲學系的畢業生，後來他告訴我，他和美學家葉朗是同班同學，因為是“右派”，我對他有天然的好感。他不是一個會講課的人，思想也不是特別開放，但因為經歷的關係，他在課堂上對於當時的政治偶有涉及，特別是對毛澤東的評價，他常常有一些讓我感興趣的看法。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我人生中是非常平淡的，沒有戀愛，也就無所謂失戀；從來沒有想過考研究生一類的事，也就無所謂失望；除了祖母的去世讓我多少感到一點人生的無奈外，我實在想不起什麼特別有印象的事。我也沒有寫日記的習慣，想來想去，覺得有一件事可能還是有意義的，就是我在這一年給《人民日報》理論部投過一次稿，結果當然是稿子被退回來。20多年後回憶，我以為這件事在我一生中還是有意義的，可以説，我的青春在那一年提早結束了，不是説我以後成熟了，而是以後我更是什麼都不相信了，我只相信我自己。

　　可能是因為在政治課上聽過黃先生一些對領袖的分析和評價，加上自己家庭的一些遭遇，我當時對領袖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1982年，雖然民間思想特別活躍，但在官方的意識形態裏面，對於領袖還是不敢有另外評價。

　　説來也奇怪，那年夏天，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看到一本普列漢諾夫的《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因為書不在手邊，這個書名可能不是特別準確。這是一本文件形式的小冊子。我那時有很強的好奇心，就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把這本小冊子仔細看完了，當時感到特別興奮。

　　我對當時流行的一些説法本來就不相信，看了普列漢諾夫的書後，就更不再相信了。普列漢諾夫的這本書，我當時以為自己看懂了，因為這不是一本很複雜的書。我以後再也沒有重看這本書，但我記得他在書裏非常明白地説明了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還用符號列了公式，這個記憶特別強烈。他的意思是説一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不是絕對的，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他好像説過這樣一個意思，就是一個位置如果被甲佔據了，那麼就把另外一些人的才能轉移到別處了。看過這本書以後的突出印象就是：沒有什麼不能替代的人，也就不能有什麼個人崇拜，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想法。

　　因為平時有很強的寫作慾望，我就以普列漢諾夫文章為依據，還結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沒有毛主席也會有新中國》，然後把文章直接寄給了《人民日報》理論部。那時寄出去一篇作品，最大的願望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在報上看到自己的文章，現在想來這很可笑，但當時就是那樣想的。文章自然是不會發表了，過了一個多月以後，我收到了《人民日報》的退稿，記得裏面是一張鉛印的退稿單，我估計，一個讀者的來稿，當時《人民日報》理論部恐怕根本就沒有人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