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開始前,我對陸川説,看《南京!南京!》的時候我哭了,陸川説:“我也哭了,在劉燁被槍殺的那一段。電影我都看了一萬多遍了,但是那一段隨時看隨時還會哭。”或許陸川和每一個男孩一樣都有上陣殺敵的夢想,所以他把劉燁在《南京!南京!》中的那場巷戰拍得很酷,並且讓劉燁扮演的人物叫“陸建雄”。
他的電影看上去很冷靜甚至冷酷,但陸川確實是個性情中人,不然他不會為了《可可西裏》把命都搭進去半條,不會為了《南京!南京!》埋頭4年,當這部電影終於完成即將上映的時候,他的感覺是“終於從地獄回到了人間”。
視角:只是方法論,不是我的世界觀
記者:《南京!南京!》為什麼要用日本人的視角來拍?
陸川:你把偏見拋開,用一顆平常心來看,你能接受嗎?這只是方法論,不代表我的世界觀,不是我的情感。如果你問我,有反思戰爭的日本人嗎?有,我可以給你看資料。認可這一點對中國人來説不是損失,恰恰這種認可會贏得世界對我們更大的尊重。之前我們所有的電影都是從自己的角度去講,自娛自樂,永遠走不出去。
記者:可是現在網上已經有評論説你“替日本人開脫”。
陸川:心底無私天地寬。有多少人看了這部片子?你們是最早的觀眾。網上的消息是一種娛樂營銷手段,先是渠道收買,然後是輿論綁架,是對觀眾一種有組織的引導,屬於不正當的行業競爭。我可以拍一個發泄民族情感的東西,但是有什麼用呢?我們要不是對國家有這份愛,為什麼會放四年在裏面?四年啊,大學都畢業了。我們這個年輕的團隊希望為這個國家做點什麼。
立場:不是在講屈辱,而是中國人曾經的榮光
記者:拍這部電影的時候,你自己是冷靜的嗎?
陸川:冷靜和客觀是我對自己的要求,否則這個片子會讓海外的觀眾覺得還是宣傳電影、是我們的政府意願。只有在一場戲裏面露出了馬腳,那就是劉燁臨死的時候,高喊“中國不能亡”,有人説這太不像我了,因為我永遠是讓別人心寒,自己不動聲色。但是我必須有機會讓媒體知道,我們的先輩就是以這種方式面對槍口的,這個地方我毫不掩飾我就是一個中國導演,其他都保持著該有的敘事姿態和敘事策略。
記者:可是你如何説服觀眾走進電影院去重新面對這段沉痛的歷史?
陸川:我沒有在拍苦難,更沒有炫耀和陳列苦難,我只是在還原真實的東西。我讀了很多史料,太可歌可泣了。當時南京的指揮官都跑了,但是抵抗並沒有停過,到處都是冷槍,日本人在南京城每往前走一步都要付出慘重的代價。為什麼會有南京大屠殺?因為我們抵抗得太慘烈了。劉燁的巷戰,這是真事,我不拍大家都不知道。以往的歷史學家都不願意談中國人的抵抗,但是怎麼能夠為了證明屈辱就把抵抗給磨滅了呢?這是侵略戰爭,就算抵抗你也沒權利殺我啊?!我就是想把這個案翻了。
這個電影不是在講屈辱,而是在講中國人曾經的榮光,抵抗像地火一樣從來沒有熄滅過,電影中每一個人的抵抗都給我們希望。《朗讀者》的製片人哈維 韋恩斯坦專門派特使來參加《南京!南京!》的北京首映。他本人在香港看到了電影,説一定要買。説通過這部電影才理解中國人為什麼會有今天的成就,這部影片會像大使一樣走進全世界,展現中國人民的勇氣和尊嚴。而在此之前,中國電影向世界輸出過什麼樣的銀幕形象?
勇氣:拍自己想拍的電影,而不是屈從於某一種規則
記者:據説本來有劉燁和高圓圓的愛情戲,為什麼刪了?
陸川:是的,如果那樣,看上去更像一部電影,更傳統一些。愛情戲我們也能拍得很不錯,但如果那樣,整個歷史就為這兩個人服務了,淪為背景,像《泰坦尼克號》。你走出影院的時候,是為這兩個人的愛情抹眼淚,而不是為這個歷史在感動、不是為了中國人的命運而感動。歷史究竟是為電影服務、做電影的調料?還是電影為歷史服務?後來我想,別假惺惺的啦,觀眾都吃了四年甜點了(指四年來的國産大片),吃一回龜苓膏也挺能敗火的。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片子很勇敢,就是一件事一件事,看上去沒有一條主線,但這就是我30多歲的時候想幹的事,有勇氣就去幹,而不是屈從於某一種規則。
記者:電影結尾為什麼用那麼長的篇幅表現日軍的巡城慶典?
陸川:長嗎?其實兩分鐘還不到,可能讓你覺得過了半輩子?其實是敲個警鐘。我們總説打倒軍國主義,但是有誰見過軍國主義?這一場戲就是!要表現的就是戰爭是如何控制人的靈魂,每一場戰爭發動前,都要用文化給戰爭的執行者洗腦。對精神的絕對控制和佔領才是戰爭的本質。而戰爭的核心結果,就是異族的文化在被侵略者的廢墟上跳舞。這一段是我做夢想出來的,2007年8、9月份,為劇本心力交瘁的時候,一天和衣而臥,迷迷糊糊夢到了這場戲。
演員:是他們自己説服自己
記者:這部電影是個群戲,能具體評價一下演員嗎?
陸川:作為導演,我沒法説哪一個最好,他們為這部電影付出的心都是一樣的,我要感謝他們每一個人。演員們覺得能上這個戲就是一種光榮。江一燕和姚笛是零片酬出演,秦嵐雖然收了一點片酬,但是她為了上這個戲,要向別的劇組賠償30多萬。而陸續出來的樣片,也讓他們相信是在從事一件特別偉大的事。
記者:在拍攝過程中,説服那些日本演員困難嗎?
陸川:是他們自己説服自己。在日本其實有一些研究學者,比如有個叫松崗環的女士寫過一本《102個侵華日軍的回憶》,電影裏的那些暴行書裏面都有。我讓他們看這些書。我們之間是一種契約關係——他們相信自己的角色並且好好演,我也不強迫他們演他們不願意演的,都是相互認同了再演。否則他就是我眼中的鬼子兵了,我需要他們去了解,去表現出來。他們每個人都寫了很長的人物小傳,在努力理解我的方向。我們的合作是愉快的。
【採訪手記】
陸川最大心願:讓《南京!南京!》走遍世界任何角落
終於等到陸川忙完,已近深夜12點,還是打了個車匆匆趕到陸川工作室附近的上島咖啡,因為《南京!南京!》值得我這麼做。見到陸川之前,負責宣傳的美女告訴我,多給導演點鼓勵吧,他會講得很hi的。果然,儘管陸川看上去真的很累,但話題一打開還是滔滔不絕,直到咖啡館已經打烊,工作人員不得不幾次過來催。
和幾年前採訪《可可西裏》時的陸川相比,他的頭髮剪短了,不像過去那麼文藝青年,形象變得有點主流。落座後先低頭髮了一陣短信,一邊解釋説:“好多朋友看了片子都給我發短信,特別感慨。”採訪過程中,他放在桌上的手機不斷收到新的短信,其中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趙寧宇曾經是陸川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同學,他的短信是:“看的時候沒哭,回家路上開車的時候卻禁不住淚流滿面……”
陸川現在最大的心願是《南京!南京!》能在日本上映,之前有報道説,另一部同類題材影片《拉貝日記》在日本遭到禁映。陸川表示,其實日本沒有一個機構可以禁映一部影片,理論上《南京!南京!》進入日本沒有任何障礙,惟一的決定因素,就是有沒有日本的發行方願意買這個片子。他和他的團隊目前還在努力,“再怎麼困難能有拍片難嗎?我們四年都扛下來了!”陸川相信《南京!南京!》的冷靜和客觀,讓它可以走遍世界的任何角落。
陸川不願意多説與即將同期上映的《拉貝日記》有關的話題,他不願“搭車炒作”。不過在《南京!南京!》裏,他對拉貝是持保留態度的,“拉貝1938年2月就離開了南京,那時候日本人的屠殺正如火如荼。我很尊重拉貝,但是反感把他説成中國人民的救世主,這是對中國公眾記憶的一種侵佔。誰救了誰?是自己救自己!”陸川説,越走進歷史,卻強烈地感受到,這段歷史應該由誰來書寫、應該怎麼書寫?應該是中國人,而不是德國人。
為了拍《南京!南京!》,陸川把中國能找到的資料全都看過了,還看了許多日本侵華士兵的日記和信件,自稱是這段歷史的“超級發燒友”。許多深入接觸過南京大屠殺歷史的人最後都自殺了,陸川沉浸其中長達四年之久,他如何疏導自己的情緒?陸川説:“我是個話嘮,喜歡跟人家説,一説就激動了,情緒也就疏導了,我挺適合上百家講壇。”據説武漢大學邀請他去講座,陸川挺有興趣,他徵詢記者的意見:“是不是應該讓同學們先看看電影再進行交流?”
聽他“嘴”了一個晚上,我絕對有理由相信,大學生們一定會愛上他的,因為他的熱血。
責編: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