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同道：真實性和真實人物 論紀錄片的故事性

發佈時間:2012年11月24日 16:48 | 來源：CNTV

從前，有一位小姑娘叫小紅帽。一天，她去看姥姥，路過一片森林，森林裏開滿絢爛的花朵，她高興地一邊採花，一邊玩。這時，一隻大灰狼走過來……

小紅帽幾乎出現在每一位兒童最初的記憶之林。兒童喜歡童話，童年的人類也喜歡童話——神話是人類的集體童話。寓言、傳奇、戲劇、小説，發展到今天是電影、電視劇、紀實報道，人類總是創造、講述、享受“故事”——所有這些樣式包含的一個共同元素，故事似乎是人類洪荒時代遺留的集體無意識。構成故事的元素似乎可以抽象出簡練的幾種：人物（或動物）+情節+環境。但這三種元素的組合卻變幻出人世間無窮盡的恩怨情仇、悲歡離合。

電影誕生為講故事的方式帶來一次革命：原來靠抽象文字符號、口頭演唱、局限于具體時空的舞臺戲劇阻止了故事傳播的速度和廣度，而電影把一個故事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電視的出現再次刷新講故事的速度和廣度，直播把一件事情展示給分散在全世界的地球村民同時共享。好萊塢借助電影培育出20世紀最奇幻的神話，但紀錄電影卻不願認這位財大氣粗的爆發兄弟。為了免俗，紀錄電影它甘願放棄講述故事的權利，拱手相讓，而自己卻像孔乙己一樣穿著那件臟而舊的長衫固守清高，用“君子固窮”、“之乎者也”之類的斯文話遮掩羞怯的現實處境。

這裡想討論的是：紀錄片中是否需要故事性？如果需要，是一種什麼樣的故事性？紀錄片的故事性與故事片的故事性有何異同？如何講述紀錄片的故事？

我想説明的是，這裡討論的紀錄片不是專門作為科學研究的學術紀錄片、專為重大政治活動而攝製的歷史檔案，或專題性編輯紀錄片，而是指以小人物為觀照對象、灌注人文關懷的紀錄片，是人類用來溝通、交流、理解的藝術媒介。

先看一下發生在中國電影故事片的變化：

1996年，寧贏導演的《民警故事》啟用非職業演員，大量實景拍攝。

1998年，張藝謀導演的《一個都不能少》全部使用非職業演員，實景拍攝。

1999年，賈樟柯導演的《小武》大量使用非職業演員，實景拍攝。

這三部影片出自不同年齡、性別的導演之手，卻都直接採用紀錄片拍攝手法，美學形態逼近紀錄片。並且，其真實性遠遠勝過某些紀錄片，雖然這些確實是故事片，情節已在拍攝前完成。

故事片自由自在地借用紀錄片的手法，張藝謀並不擔心被“誤會”成紀錄片。為什麼紀錄片對故事片退避三舍？也許有人搬出紀錄片定義説“紀錄片不能虛構”，是生活中沒有故事還是紀錄片對生活的故事視而不見？

每一條小巷，每一片瓦，每一扇門，都隱藏著故事。

每一隻耳朵，每一張嘴，每一雙眼，都傳播著故事。

想一想流散在飯桌上、牌局間和長途車廂裏那些民間笑話、段子，機智，幽默，激情洋溢。生活中故事無所不在，關鍵在於紀錄片對生活故事的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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