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周兵談創作轉型：紀錄片要文化也要商業

發佈時間:2012年11月24日 16:46 | 來源：CNTV

周兵，紀錄片導演，1993年進入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任《東方之子》欄目編導。從 2008年至今，任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特別節目部主任。作品有大型紀錄片《故宮》、《台北故宮》、《梅蘭芳》、《敦煌》等。

創作過程

導演和幕後團隊的重要性

説起中國紀錄片，人們會想起早年的《話説長江》、新近的《故宮》、《紫禁城》等，周兵也因此成為中國紀錄片的標誌人物。兩年前，周兵還榮獲“2010中國紀錄片年度人物”獎。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周兵首先要確定的就是自己的創作思路。對於創作思路，周兵説：“我覺得更多的是一種責任感。通過這種傳播方法和創作模式，我們要告訴關注和喜歡紀錄片的觀眾們文化傳承的重要性。整理傳統文化，通過當代技術、語言方式，把傳統文化信息傳遞給年輕人。還有一種就是對過去文化和當代文化的記錄，這種記錄會有一種全新的文化形態出現。 ”

一般來説，紀錄片創作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根據播出方的要求量身打造。如周兵前年拍攝的大型紀錄片《外灘佚事》，就是由上海電視臺出資，請周兵和他的團隊為記錄和弘揚城市風貌而專門製作的。這部片子當時還在全國各地的影院進行過公映，雖然紀錄片能進入影院，對現在的中國來説還是一件稀奇事。可惜的是，它仍然局限在小眾人群。

而另一種模式，則是導演們根據自己的喜好選定主題，經過一系列的策劃、尋求投資、拍攝，最終投放市場。讓周兵享有國際聲譽的《故宮》、《敦煌》等紀錄片就屬於這種類型。“對於故宮，我本人就有著濃厚的興趣。在做這樣的紀錄片過程中，我覺得首先作為導演就要有深厚的文化積澱，同時還要大量翻閱資料、廣泛找學者專家和專業人士，聽取他們的建議。像陳曉卿做《舌尖上的中國》也是這樣，他身邊就有一群美食家的朋友，給了他很多指點和幫助。總體來説，紀錄片的核心就是它的導演和幕後團隊的能力，説白了就是人脈關係和社會積澱。 ”

紀實性紀錄片具有不可控性

選定紀錄片主題後，紀錄片的創作團隊就要開始為拍攝做準備了。紀錄片從題材上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主題性的，一種是紀實性的。周兵介紹説，主題性紀錄片要有完整的劇本以及分鏡頭劇本，“就像拍一部電影一樣，製作流程非常嚴謹。”如周兵的《故宮》、《敦煌》，陳曉卿的《舌尖上的中國》以及早年的《話説長江》、各類科教片等等，都屬於主題性紀錄片。片中的每一個鏡頭、每一句旁白都是事先預設好的，製作過程和拍攝電影毫無二致，只是手法不同而已。

而紀實題材紀錄片，則更像是一部新聞片。比如很多電視臺會拍“春運進行時”這樣的紀錄片，你不知道你跟蹤採訪的對象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情，不可能按照你設想的計劃來進行，所以就必須拍攝出大量相關素材，再進行後期的整理和製作。還有《張藝謀和他的金陵十三釵》也是這類紀錄片，讓觀眾看到的是張藝謀導演拍攝電影時的工作狀態。在周兵看來，這種不可控性很強的紀實性紀錄片是拍攝的難點，這類紀錄片時效性強、製作週期短，對編導團隊有著很高的要求。

市場開拓

央視推出紀錄片頻道和專題檔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紀錄片一直被當成是陽春白雪，和電視娛樂性似乎格格不入，而紀錄片能夠走進電影院線播放，更被看做是新鮮事。周兵説，電視臺80%到90%的資金都投放在新聞、娛樂節目上，放在紀錄片上的資金和配套人力資源非常有限，這一點從周兵的個人經歷上就可以看出來。從2007年起，周兵主動離開中央臺，調動到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砸了“鐵飯碗”成為“自由人”，是因為周兵意識到他更想要的東西是什麼。“那個時候已經當了製片人，我可以衣食無憂地過後半輩子。但我的一個痛苦就是，到2006年左右，我發現我可能會幹不了我喜歡幹的事情。我當時在新聞中心，它的改革方向是要做更大量、更快、更新的新聞，但是我喜歡人文歷史、藝術類的東西。 ”周兵這樣説道。

不過這種狀況從前年開始有所改觀：上海電視節開始鼓勵紀錄片的創作與新鮮製片力量的培養；去年，央視特別推出了紀錄片頻道；今年，央視一套將晚間次黃金檔由播出電視劇改為播出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就是改版後的第三部……這種種跡象都説明，紀錄片作為國家文化發展轉型的重要戰略，已經越來越得到重視。用周兵的話説就是“娛樂很重要，但不能完全娛樂。 ”

除了央視紀錄片頻道，周兵説在上海、長沙、北京、重慶等地區電視臺的地面頻道中，早就有紀錄片頻道了，有的甚至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這些頻道對紀錄片的需求很大，比央視要早很多，只是在觀眾中的影響力不是很大。 ”

紀錄片要文化也要商業

從數字的角度來看，紀錄片的成本遠在影視作品之下，這是不爭的事實。周兵前年為上海電視臺拍攝的紀錄片《外灘》耗資1300萬，他也是中國為數不多可以用近乎“奢侈”的方式拍片的紀錄片導演。除了資金上的奢侈，還有題材、播出平臺和創作自由度上的奢侈：《敦煌》前後用了整整4年時間，在紀錄片中出現了虛構人物；他的《故宮》首次敲開故宮博物院的門，展開了全方位深度合作與拍攝，在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播出後創下了驚人的收視率，市場發行收入達數千萬——這也是國家地理頻道第一次主動購買央視出品的紀錄片；他的《當盧浮宮遇見紫禁城》（專區），更實現了中國內地拍攝團隊進入盧浮宮的零的突破。

然而這些，在周兵看來仍然是杯水車薪的。所以，周兵的團隊目前正在嘗試轉型，“我們也需要團隊的生存和發展。所以一些選題有了投資，人家找到我們承制，我們還在做一些商業的宣傳片、廣告等。我們也正在摸索，包括我的轉型，不僅做導演。作為一個紀錄片的運營者，我要轉型做商務。 ”

通過多渠道佔據人們的心

曾經有人説過，紀錄片人大多有點自戀，有點文人情懷，還有點以天下為己任。周兵也的確如此，“2003年我發過一個大願：我要成為世界一流的紀錄片導演。我一直在看國家地理、BBC和NHK的紀錄片，他們拍得那麼好，但我們中國人的紀錄片在哪？我漸漸認識到，必須走向市場，把文化使命感通過市場的方式傳播出去並打動人，而不是局限在一個小圈子裏，下一步是電影。我常常對我的團隊説，我們要完成兩點：一是産品優化，二是産業升級。 ”

雖然和紀錄片強國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不過周兵對中國紀錄片的未來發展還是充滿信心的。“我覺得它會成為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主流文化之一，依據是紀錄片在其他國家的發展。像在日本、英國，重要的紀錄片都在黃金時間播，而他們的收視率多達20%以上，現在中國的媒體能達到6%或7%就了不得了。我是覺得整個國民素質在提高，媒體越來越分眾化。紀錄片是一種很好的傳播方式，而且它將來不一定在電視上，還可以通過網絡、手機或者是其他的傳送方式進行傳播。 ”周兵如是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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