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卿：沒有什麼紀錄片不能“走向世界”

發佈時間:2012年11月24日 16:44 | 來源：CNTV

好的食客才能催生好餐館

當年，或許正是荷蘭低地冬季濃重的霧靄，給了尤裏斯·伊文思最初的拍攝靈感。

阿姆斯特丹的倫勃朗廣場，能見度不到五米，一幢白色的臨時帆布大棚，就是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DFA 2011）的活動中心。很迅速地辦理了各種手續，我就算“參會人員”了。“沒有盛大的開幕式，沒有熱氣球和標語，沒有市長講話，沒有電視轉播頒獎晚會……外國人就把電影節辦了。”成都電視臺導演梁碧波感嘆道。

1999年，梁碧波帶著《婚事》第一次來到阿姆斯特丹，2011年，他已經第四次來到這裡，當年的入圍影片導演如今成了國際評委，在五個參賽單元中，他負責處女作單元的評獎。比起節目評選，讓梁碧波印象更深的是阿姆斯特丹人對紀錄片的熱情。“這裡的紀錄片土壤太好了。”梁碧波説。整個電影節期間，共有來自全世界的350部紀錄片在影院上映，觀眾總人數達到21萬人次，對於只有70萬人口的阿姆斯特丹來説，這無疑是個天文數字。

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前，我剛參加了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的《2010中國紀錄片藍皮書》發佈，其中涉及中國紀錄片院線發行，年度票房總額為2600萬元人民幣，這是全國的數字，如果刨除引進片《深海探奇》所佔的2100多萬元，國産紀錄片的總票房不到500萬元。正如有了好的食客才能催生好餐館一樣，紀錄片生存土壤，顯然是紀錄片産業發展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阿姆斯特丹人對紀錄片情有獨鍾，使IDFA成為繼世界新聞攝影大賽，即“荷賽”後，荷蘭又一文化品牌。

IDFA成立於1988年，當年規模不到3000人，參賽作品不到40部。今年電影節開幕前，票房預售達到了40萬歐元。紀錄片和觀眾的良性互動，也讓普通的阿姆斯特丹人成為紀錄片運動中的角色。2010年，內地導演杜海濱來參會，負責辦理手續的志願者，一個65歲的老人看著他的證件説：“杜，我認識你，因為你的《傘》。關於這部片子，我有一些想法，你有沒有時間，我們交流一下？”本屆電影節，共有500名阿姆斯特丹市民擔任電影節志願者，而此前，為大會召開而無償工作的志願者已經達到3000人。

影展期間，我們觀看的紀錄片幾乎每場放映都是滿座。最早看的是一部丹麥紀錄片《大使》，講一位電影人，冒充外交人員，偷拍中非地下鑽石貿易的過程。我看慣了電視紀錄片，標準的電影長度、封閉的觀影環境和比較緩慢的敘事節奏有些讓人著急，但放映中間沒有一個人退場，所有人都安靜地看完演職員字幕，起立鼓掌，方才離去。談到這種對紀錄片創作的尊重，梁碧波深有感觸。之前他看了一個犯罪題材的紀錄片，“説得不客氣，就是我們法制節目的放大版，製作極其簡單粗糙，沒有任何的想法和技巧，完全是新聞的製作方法，而且長度120分鐘。即便如此，所有的人都安靜地看到了最後”。

他們會從紀錄片裏看到中國

IDFA 2011沒有主會場，電影放映分散在阿姆斯特丹各個角落。作為央視的代表，我們主要參加了提案論壇和節目交易市場。電影節舉辦提案論壇已有18年曆史，值得驕傲的是，IDFA保持著提案付諸製作的高成功率。來自全世界的重要電視媒體代表幾乎無一遺漏地出現在論壇的評審席上。針對提案者的陳述發表各自的意見，這更像是一次高級專家的會診過程，很多提案經反復交換意見，最終成為買家追逐的對象。

論壇（forum）最早在古拉丁語中就是市場的意思，15世紀進入英語，也是指隨意交換意見的集會，這和中文“理論研討”的概念不同。國外的製作論壇完全沒有國內那麼嚴肅，也極少務虛，更不會上升到審美意義上來總結。它更像談買賣，注重傾聽，大家暢所欲言，中間甚至夾雜著插科打諢、起鬨的橋段，相當不嚴肅。而論壇的另一組成部分“一對一會談”，則更直接，製作者和買家對主題、預算、週期等細節進一步交流，這種高效的、能夠促成製作實現的方式，帶來的産業效益是顯而易見的，往往一個選題會有多家播出機構跟進。

近年來，全球經濟普遍疲軟，電視媒體行業也受到影響，過去BBC一家包攬一部紀錄片全部製作預算的情況越來越少，共同製作、預買片花等多種合拍製作商業模式大行其道——每家只投入一部分資金，然後分享版權，既可以共享收益，又能最大程度規避風險。以中加合拍的紀錄片《千錘百煉》為例，這部由張僑勇（《沿江而上》導演）執導的紀錄片，説的是四川會理一個拳擊教練和他的兩個年輕徒弟的故事。齊漠祥是中國最早的職業拳擊手，退役後一直在會理挑選適合拳擊運動的孩子。拳擊是他的信仰，為了拳擊，他並不在意艱苦的條件和獨身的生活。在他的精心調教下，門生何宗禮和繆雲飛獲得了一系列成績，被選入省隊，準備國家級比賽。齊漠祥雖然離開職業拳壇很久了，但他依然懷揣夢想，希望重新參加職業比賽，奪取金腰帶稱號。年近四十，齊漠祥開始努力恢復訓練，準備參加在會理舉辦的WBC拳王爭霸賽……從內容梗概中可以了解這部紀錄片既是一個勵志故事，又能從側面展現中國的現實。

《千錘百煉》由國內一家製作公司和加拿大著名製作公司Eyesteelfilm聯合出品，幕後班底為《歸途列車》的原班人馬，“歸”的導演范立欣出任中方監製。中方製片人趙琦、韓軼首先完成了一系列手續的申報，並在廣電總局電影局備案，使這部影片成為中國第一部官方意義的國際合拍獨立紀錄片電影，也是中國影視製作公司第一次在國際紀錄片商業發行領域的嘗試。2010年底，《千錘百煉》在IDFA提案闡述非常成功，一共有13家機構跟進投資，其中包括arte、BBC、NHK以及丹麥和芬蘭國家電視臺等八家媒體和加拿大一個基金等組織，共為此片籌集了近93萬加元的資金。這不僅意味著紀錄片導演不再為製作經費發愁，更重要的是，它對探索中國紀錄片的國際營銷和傳播效果有著重要的樣本意義——能夠獲得這麼多世界重要媒體的播映，無疑對西方了解中國、認識中國大有裨益。目前正在後期製作的《千錘百煉》，已經獲准成為聖丹斯電影節開幕影片。

2010年10月，國家廣電總局出臺了《關於推動紀錄片産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其中明確表示：“國産紀錄片是形象展示中國發展進步的重要文化傳播載體。”也正是這個背景下，央視紀錄頻道開播，中文版覆蓋全國的同時，節目英文版通過衛星覆蓋全球。如何讓中國紀錄片走向世界，是業內一直探討的話題。一個月前的四川國際電視節論壇上，英國導演阿格蘭説起這個話題，認為西方觀眾在看中國紀錄片時，“一直會有一種警覺，他們不願意看到帶有主觀宣傳意味的節目，沒人願意被説教”。這位曾經執導過《雲之南》、《善與惡》等多部有國際影響力紀錄片的導演説：“紀錄片最核心的價值在於記錄和反映現實，觀點應該巧妙隱藏在背後。”他用風行世界的中餐來説明，沒有什麼影片不能“走向世界”，關鍵在於你的內容是不是世界感興趣的。

這些年在西方主流媒體播出的中國題材紀錄片，一部分是國內電視機構製作的，以人文、歷史、自然題材為主，另一部分反映中國當下現實生活的節目，則大部分由獨立製片人完成。從IDFA成立之初，中國題材和中國導演就不時地出現在節目評選和節目論壇上，尤其是近十年來，已有《拎起大舌頭》（段錦川）、《瘋狂英語》（張元）、《歸途列車》（范立欣）等多影片獲得電影節大獎。這些影片真實、生動而且正面地反映了中國普通人的生活場景和現實訴求，也都進入了西方主流媒體的播放平臺，對西方人認識中國、了解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這種全景式的、不帶有事先主題設置的紀錄片，也成了傳遞中國聲音的重要通道。“正像你看到的阿姆斯特丹，到處佈滿了運河，人們只有通過橋梁才能溝通，而紀錄片就是我們的橋梁。”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論壇組織者安德里克這樣解釋。

獨立製片在紀錄片産業發展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並沒有明確的定論。一個例子：獨立製片人孫書云曾經在西藏江孜生活，完成了《西藏一年》的攝製，這部五集紀錄片展示了八位普通藏族人一年四季的生活、勞動場景，包括了誦經、婚戀、慶生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此片在BBC播出，獲得了良好的反響，甚至改變了很多英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也正是這種良性反饋，使該片最終在央視播出。此次《千錘百煉》通過電影局備案，或許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行業主管部門也正為架起溝通的橋梁，進行著有益的探索。

相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