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馬克·哈里斯
我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製作紀錄片,那時的美國社會動蕩,政局波雲詭譎,而且正在越南進行一場不得人心的戰爭,一場引起我們國家分化的戰爭。而身處國內的我們,也打響了一場志在消滅貧窮的戰役,同時還忍受著社會中各種不公平和非正義的待遇。黑人同胞們奮力爭取公民權和投票權,農民們罷工為的是設立工會維權,女性同胞們要求男女同工同酬,大學生們則舉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要求高等教育改制。避孕藥的問世更是在美國掀起一場性革命。性、毒品、搖滾樂以及越南戰爭改變著我們的社會。
我早期拍攝的影片,對這場社會革命進行了一些記錄。我第一部重要的紀錄片,《大罷工》(Huelga)記錄了凱撒•查維斯 (編者注:一位墨西哥裔美國勞工運動者,也是聯合農場工人聯盟的領袖) 所領導的德拉諾葡萄大罷工的第一年的情形,這次罷工成功地將加利福尼亞州境內以墨西哥裔為主的美國農場工人組織了起來。我的第二部片子是《紅木林》(The Redwoods),這部短小的紀錄片是為塞拉俱樂部(編者注:又稱作山嶽協會,山巒俱樂部或山脈社等,美國的一個環境組織)所拍攝的,旨在促成建立起一個紅木林國家公園。該影片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同時也是關於新環境運動最早的影片之一。我的下一部影片《外國人》(The Foreigners),聚焦于在和平部隊工作的學生積極分子。他們努力去改善拉丁美洲貧困人民的生活,併發現美國的對外政策是讓社會産生深遠、有益變化的最大障礙。
70年代,我來到洛杉磯,想拍攝一些同類題材的劇情片。但是美國的環境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好萊塢對我所希望拍攝的影片類型表現出冷淡,甚至是討厭的態度。於是我做回過記者,也開始創作兒童讀物並且當起老師。後來的二十幾年裏,我又拍過幾部片子,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國土防線》(The Homefront),影片關注了二戰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社會和政治變化。但直到90年代我才重新成為全職的電影人。那時或者説一直以來,我對歷史事件都有極濃厚的興趣。所以我拍攝了一個三部曲系列的專題片,聚焦大屠殺對歐洲猶太人的影響。前兩部片子《漫漫回家路》(The Long Way Home)和《陌生人的懷抱》( Into the Arms of Strangers: Stories of the Kindertransport )贏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第三部《再無一夢》(A Dream No More)沒能發行。《漫漫回家路》審視了從集中營被解放到以色列國建立這三年間的種種。《陌生人的懷抱》則揭示了難童營救運動的影響,這場由英國展開的營救行動在二戰打響的九個月之前,從德國、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救出了上萬名猶太兒童。《再無一夢》關注的是建國50年後的以色列,影片試圖評定其取得的成就和仍面臨的挑戰。遺憾的是,這部片子的資金方認為影片內容對以色列過度批判,所以至今無緣與觀眾見面。
我始終拍攝令我有強烈興趣和滿懷激情的紀錄片。或是寫劇本,或是執導,或是製片,抑或是監製,我都做過。我曾給HBO (編者注:Home Box Office,是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有線電視網絡媒體公司)寫過一個劇本《脫去枷鎖的回憶:奴隸實錄》(Unchained Memories: Readings From the Slave Narratives)獲得了艾美獎紀實類電視的最佳編劇提名。
拍攝過關於大屠殺的紀錄片經驗,促使我接下了《今日達爾富爾》(Darfur Now) 的製片工作,影片的主要內容是當代蘇丹以種族滅絕為盛的人道主義危機。工作時與大屠殺的受害者們接觸,讓我對我國軍事監獄中那些犯人所受到的駭人聽聞的處置非常敏感。於是,我寫下了最近的一部紀錄片《黑暗裏的醫生》(Doctors of the Dark Side)。影片講述的是美國軍事監獄裏的醫生和心理學家,在對犯人實施虐待時所扮演的是怎麼樣一種角色。而在南美拍攝《外國人》(The Foreigner)時的經歷,是我簽約擔任《緊急救護:無國界醫生的故事》(Living in Emergency: Stories of Doctors Without Borders)監製一職的原因之一。這部震撼的影片由馬克•霍普金斯執導,兩年前入圍過奧斯卡獎提名候選名單。我還監製過《馬拉松精神》(Spirit of the Marathon),一部關於長跑的影片。續集正在製作當中。
我的許多影片涉及個人和政治的交錯關係,探索過去對我們如今行為的影響。基於同一原因,一直以來,我對童年如何塑造和影響我們成年後的價值觀以及行為很有興趣。這是我目前帶領一支影視製作團隊,創建一個關於孤獨症的,以視頻為主的綜合性網站的原因之一。我們希望網站能在2013年開始運營。
我將會創作並且執導我的下一部專題紀錄片,內容有關聯合國。這部《最後的希望》(The Last Best Hope)會聚焦二戰後聯合國的誕生以及其現今面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