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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顆人造衛星研製幕後。錢學森,著名科學家,我國近代力學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氣動力學、航空工程、噴氣推進、工程控制論、物理力學等技術科學領域做出許多開創性貢獻,為我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創建與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本書作者自1983年起擔任錢學森的秘書,他在這本傳記中對錢學森先生的輝煌一生作了翔實的記述。本報特摘選其中若干章節,以饗讀者。
美國人説:他太有價值了,抵得上5個師的兵力
1948年,祖國解放事業在望,錢學森看到了國家的希望,開始準備歸國。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國國防部空軍科學諮詢團,但他這個要求直到1949年才得以實現。他兼任的美國海軍炮火研究所顧問的職務,也是到1949年秋從麻省理工學院回到加州理工學院就任噴氣推進技術的“戈達德教授”職務時才辭去的。
錢學森對妻子蔣英説:“祖國已經解放,我們該回去了。你現在懷孕,行動不便,等孩子生下來,我這個學期的書剛好教完,那時我們就回祖國去。”
但到第二年,美國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變化,麥卡錫主義橫行,全國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1950年6月,兩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來到錢學森辦公室,説錢學森1930年代的朋友、加州理工學院助理研究員威因鮑姆的聚會實際上是共産黨的小組會議。在小組的一份成員名單裏,有一個叫約翰.德克爾的名字,由於查不到此人的下落,於是,他們指控錢學森化名約翰.德克爾,是共産黨員,屬非法入境。
錢學森嚴正駁斥了這些指控,説他從沒有聽説過德克爾這個名字。他更不願為聯邦調查局作證,指控威因鮑姆是共産黨員。錢學森的強硬態度令美國當局大為惱火,1950年7月,他們取消了錢學森參加機密研究的資格,移民局要驅逐他出境。
錢學森決定馬上以探親為名回國,並訂了飛往香港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機票。
但是,美國國防部認為錢學森太有價值了,海軍部副部長金貝爾立即給司法部打電話説:“無論如何都不要讓錢學森回國。他太有價值了,在任何情況下都抵得上3至5個師的兵力,我寧可斃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共産黨中國。”
曾遭莫名指控,毅然回國報效
莫須有的罪名接踵而至:海關扣壓了錢學森的所有行李,誣衊他企圖攜帶“機密資料”出境,觸犯了“出口控制法”,勒令他“不準離境”。錢學森被捕入獄,關在洛杉磯以南一個叫特米諾島的聯邦調查局的監獄裏。經加州理工學院朋友們的抗議和多方努力,15天后錢學森被保釋出獄。
出獄後他仍無人身自由,在美國羈絆達5年之久。聯邦調查局和移民局繼續對他進行監視和跟蹤。聯邦調查局和移民局為查清錢學森是否共産黨員,還多次舉行所謂的“聽證會”。檢察官在一連串例行提問後,突然問錢學森忠於什麼國家的政府。
錢學森略作思考,回答説:“我是中國人,當然忠於中國人民。所以我忠心於對中國人民有好處的政府,也就敵視對中國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檢察官窮追不捨,“你現在要求回中國大陸,那麼你會用你的知識去幫助共産黨政權嗎?”錢學森毫不示弱,説:“知識是我個人的財産,我有權要給誰就給誰。”
檢察官又説:“那麼你就不讓政府來決定你所應當忠心的對象嗎?”錢學森義正辭嚴:“不,檢察官先生,我忠於誰是要由我自己來決定的。難道你的意願都是美國政府為你決定的嗎?”檢察官狼狽不堪。
1955年5月,錢學森夫婦從一張海外華人的報紙上看到關於中國“五一節”的報道,其中有他們熟悉的陳叔通和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遊行隊伍的消息。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在“求是書院”讀書和教書的時候就認識陳叔通,兩家人可謂世交。
這消息使他們十分激動,於是他們寫了給陳叔通的信,説他們“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請求祖國幫助他們早日回國。蔣英把給陳叔通的信夾在給比利時的妹妹蔣華的家書中,投進了郵筒。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開始。周恩來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錢學森這封信為依據,與美方進行交涉。儘管會談開始時美國大使約翰遜矢口否認美國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國公民,但當王炳南大使拿出錢學森的信當場宣讀以後,約翰遜啞口無言了。他立即要求休會,並請示美國國務院。據一份資料透露,國務院又請示總統,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説:“讓他回去吧!”美國政府才允許錢學森回國。
1955年8月5日,錢學森接到美國政府通知,説他可以回國了。9月17日,錢學森一家登上了克裏夫蘭總統號輪船。錢學森心情很好,他説:“我很高興能回到自己的國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國,我已經被美國政府刻意地延誤了我回祖國的時間,個中原因,建議你們去問美國當局。今後我將竭盡努力,和中國人民一道建設自己的國家,使我的同胞能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
重壓之下,研製第一顆人造衛星
1965年5月4日、5日,中央專門委員會召開第12次會議,8月9日、10日召開第13次會議,原則批准了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規劃方案。由於建造人造衛星的建議是錢學森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工程代號為“651工程”。
但是,衛星工程上馬不久,就趕上“文化大革命”。中國科學院是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地方,首當其衝受到破壞。為了保證衛星工程順利進行,1966年12月,中央專委決定將衛星研製任務改由國防科委全面負責。
1968年2月,國務院明確指定:“651總抓,由國防科委負責,錢學森參加。”所以,在651工程中,錢學森實際上是擔負大總體,即星—箭—地面系統三大方面總的技術協調和組織實施工作。
在運載火箭方面,錢學森提出了一個更為快捷的實施方案。他不主張專為發射人造衛星設計研製運載火箭。他建議充分利用已有導彈和探空火箭的技術基礎,將二者結合起來,組成發射衛星的運載火箭。他認為,走這個路子可以大大縮短研製時間和人力物力。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這個研製思路是完全正確的。
但由於“文革”的干擾,一些領導幹部和老專家被打倒,七機部兩派鬥爭十分激烈,甚至派性鬥爭也滲入到技術工作之中,常常使研製工作無法進行。
在這種情況下,1968年2月8日,國防科委召開651工程會議,會議決定各單位召開“抓革命,促生産”動員大會,並指定錢學森去七機部一院動員。
2月9日,錢學森在一院召開了“東風-4號”和“長征-1號”動員大會。他剛一開始講話,就有一個“造反派”站起來打斷他的講話,説:“你們名義上説抓革命,促生産,實際上是以生産壓革命,阻止我們對聶榮臻的批判。”
錢學森立即提高嗓門説:“我今天是受毛主席、周總理委派來召開這個大會的。651工程是毛主席親自批准的,這是他老人家對我們的最大信任,最大的鼓勵,也是最大的鞭策。我們不能辜負毛主席的期望。兩派一定要聯合起來,搶時間,保質、保量完成‘東風-4號’和‘長征-1號’任務。誰要是在這個問題上鬧派性,影響了衛星上天,那就是政治問題,是對毛主席的不忠。”他的話一時間把那些還想“造反”的人鎮住了。
錢學森親臨現場,他十分有把握地認定:“滑行段在近於失重狀態下,原晃動模型已不成立,此時流體已呈粉末狀態,晃動力應該很小。所以地面上進行的這種模擬試驗,並不代表空間運行地真實情況,不會影響飛行。”後來多次飛行試驗證明,這個結論是正確的。
經過艱苦的工作,1970年元月,“東風-4號”發射成功,並順利實現高空點火和兩級分離。至此,第一顆人造衛星的運載火箭問題基本解決。
在衛星方面,錢學森的任務也十分繁重。他在“文革”的高潮中出任空間技術研究院(按新編序列是“五院”)院長,可以説是受命于危難之際。
第一顆人造衛星在一定意義上是一顆“政治衛星”,所以對錢學森壓力最大的,莫過於“一次成功”的要求,要一次成功地送上天,還要求衛星運行軌道儘量覆蓋全球,讓世界人民聽得到,看得見。周總理也多次要求,要過細的工作,做到萬無一失。
為此,錢學森多次聽取彙報,不厭其煩地將每次彙報中所反映的大大小小所有問題都一一詳細記錄下來,並一一落實解決。
1970年4月24日,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錢學森、李福澤、任新民、戚發韌等在酒泉衛星發射場,組織實施了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發射工作,重173公斤的衛星發射成功。這顆衛星向全世界播送的《東方紅》樂曲,宣告新中國迎來了航天時代的黎明。
1970年五一節的晚上,錢學森、任新民、戚發軔等科技人員,應邀上天安門樓觀看焰火。毛主席親切地接見了他們。當我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飛臨北京上空時,天安門廣場成千上萬的群眾一下子平靜下來,當他們真真切切聽到人造衛星從太空播放出他們熟悉的“東方紅,太陽升”樂曲時,廣場上立即爆出“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
毛主席和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熱烈鼓掌。這意味著中國人民不僅站起來了,而且新中國真正地強大了!
當人們盡情地歡呼歌唱時,錢學森卻悄悄地退到了後排,站在一個很不顯眼的位置,連毛主席回過頭來,都沒有找到他。他一貫堅持認為,一切成就歸於黨,歸於集體,他個人只是滄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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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與錢學森的對話
96歲的“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錢學森是我國航天科學的奠基人之一。2007年8月3日下午4時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錢學森家,看望這位為我國的火箭、導彈與航天事業作出傑出貢獻的老科學家。兩年前總理看望錢老的時候,他當面向總理提出了兩條意見:一是大學要培養傑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結合起來。
“您上次説的兩條意見,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認同。”溫家寶告訴坐在病床上的錢學森:“我每到一個學校,都和老師、同學們講,搞科學的要學點文學藝術,對啟發思路有好處。學校和科研院所都很重視這個觀點,都朝這個方向努力。”
“處理好科學和藝術的關係,就能夠創新,中國人就一定能賽過外國人。”錢學森很有信心地説。
“您講的話我都記住了。您這次講得比上次又要深一些。我們要超過發達國家,就要在科學和藝術的結合上下功夫;就要重視教學的綜合性,培養複合型人才和領軍人物。只要堅持下去,一年看不出效果,幾年後總會有效果。”溫家寶的話語,坦率而堅定。
責編:常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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