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家棟

    孫家棟

    簡介：

    孫家棟　遼寧省復縣人，1929年生，男，中共黨員，運載火箭與衛星技術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1958年畢業于蘇聯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獲金質獎章，同年回國。歷任國防部五院一分院總體設計部室主任、部副主任。1967年調入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歷任院總體設計部副主任、主任、副院長、院長，七機部總工程師，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航天工業部副部長，航空航天工業部副部長，航空航天工業部科技委主任。

    1967年以前，先後領導和參加我國第一枚自行設計的液體中近程彈道地地導彈與液體中程彈道地地導彈的研製試驗工作。1967年後，開始從事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試驗工作。在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中，作為技術總負責人，主持完成衛星總體和各分系統技術方案的修改工作。在研製試驗過程中，深入實際，艱苦奮鬥，帶領科技人員攻克了多項技術關鍵，解決了一系列技術問題。他為我國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1980年獲七機部勞動模範稱號，1984年榮立航天部一等功，1985年獲兩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並榮升為航天部副部長。1986年任中國第二代衛星“東方紅三號”，“風雲二號”、中巴合作第一顆地球資源衛星總設計師。

    1989年擔任中國火箭進入國際市場談判代表團團長，參加中美兩國政府間的國際商業發射服務協議談判。

    1988年孫家棟當選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92年當選中科院院士，1996年當選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1999年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2003年任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師。

    繞月探測工程總指揮欒恩傑(前排中)、總設計師孫家棟(前排右)、首席科學家歐陽自遠(前排左)在研究工作

    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師孫家棟：回想“兩彈一星”的日子

    茹科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金牌畢業生

    1958年，在這張照片上的22位中國軍人中，立在最後一排的孫家棟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中國衛星的設計者。這裡是蘇聯著名的茹科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當時的空軍司令劉亞樓為了中國的空軍建設，從部隊挑選了年輕優秀的軍人到蘇聯學習最新的飛機技術。

    從哈爾濱工業大學預修班畢業的孫家棟趕上了命運的眷顧，他參了軍，並且一下就被選送到這所著名的學校。在以後的歲月中，孫家棟的命運也和剛開始的巧合一樣，充滿了偶然性。茹科夫斯基是蘇聯著名的飛機設計師，他的學生中有設計了雅克、圖波列夫和伊爾等著名飛機系列的大設計師。

    拍攝這張照片的時候，他已經在這裡度過了將近七年的時光。他的才華和品格引起了飛機設計大師伊留申的高度賞識。

    許多年後，孫家棟回憶起那段生活，對蘇聯人民的熱情還懷念不已。

    曾濤：在蘇聯將近七年的時間當中，有哪些事情給你們留下很深的印象？

    孫家棟：50年代我們去學航空的時候，那裏確實是有比較先進的技術。學校的課程也比較新穎。

    曾濤：自己有很大的興趣嗎？

    孫家棟：哎，那確實有非常大的興趣。這個學校在世界上都有名的。在蘇聯來講，在它們自己的軍界裏頭，空軍界裏頭，確實也是首屈一指的。能有機會到這個學校去深造，感覺到是自己莫大的榮譽。

    這個學校課程對我們完全公開。他們學生學什麼東西，好比説它的武器、飛機有什麼最先進的東西，也同樣給我們來講。但是我們感覺還是多少有點區別的。這個學校開辦的時候就有區別，就是它的學生，我們跟他們不混班。學校有四個專業，一個是飛機發動機，一個是武器，一個是電子設備，一個是通訊設備。那是為東歐學生設的。我們亞洲的所謂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單獨成立一個五係。五系裏頭再設相同的四個專業。因為它的學校為你培養，你要配套的，所以就等於變成了分校，外國學生的一個分校。

    曾濤：我聽説您在畢業的時候，一共得到了三個還是四個金質獎章，您自己的照片上了榜，一年比一年大，畢業時就貼了一很大的照片，是不是？

    孫家棟：(笑)在蘇聯所有的高等院校裏，也有一個政治思想工作的內容吧。就像咱們的廠裏頭也好，企業裏頭也好，有一個光榮榜。大概為了區別一年年不同，照片越往後越大。假設你要拿到全五分，畢業的時候，學校裏專門給你舉行個儀式，在蘇聯紅軍俱樂部開一個晚會，這個晚會的前頭有一段就是發獎。由蘇聯的國防部長親自來給發這個畢業證書。它不是個獎章，是個紀念章，有點像咱們現在一毛錢的那個幣似的，大小也是這樣。但是是純金的，正面是斯大林的頭像。這是國家統一的規定，高教系統全五分畢業的學生都有這麼個紀念章，就是斯大林紀念章。

    曾濤：在蘇聯的時候，你們喜歡去參加舞會嗎？

    孫家棟：那個社會是有這麼一個習慣。頭一年大家還不太完全習慣，漸漸在那兒待了六七年了，和蘇聯的音樂，蘇聯的電影等等這些接觸多了，就比較習慣蘇聯的生活方式了。尤其是那時候剛二十幾歲，正是成長的時候。時間長了還是受影響很厲害的。現在有時候晚上在家裏頭，還把蘇聯過去的舊歌曲老唱片拿出來聽聽，那確實感覺還是不一樣的。前年元旦蘇聯來了個歌舞團，我到那兒去買票去看，一看，年輕人很少，觀眾基本都是像我這麼大歲數老頭。我就明白了，都是在蘇聯學習過的這幫人。

    從導彈到衛星

    正當孫家棟等23位留蘇的軍校狀元學成即將回國之際。負責中國導彈計劃的聶榮臻元帥就向空軍司令劉亞樓要人了，劉亞樓上將心疼地訴苦説：“聶帥，你要，我不敢不給，給三分之二吧，給我留八個行不行？”這八個人中沒有孫家棟。1958年4月20日，一紙調令將他調到北京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開始導彈研製工作。

    就在仿製蘇聯P-2導彈進入最後階段的時候。1960年8月12日，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突然下令撤走全部專家，帶走所有資料，停運所有設備。

    身在其中的孫家棟體會到了一種複雜的感情。

    曾濤：在蘇聯學習了那麼久，應該説有很多的感受和情感都滲透在其中了。可是當您回來這個期間，又碰上了中蘇關係從親密到分裂的這個過程。您恰好又在搞這樣一項工作，那個時候您的感受是不是也很強烈？

    孫家棟：這麼大的工作，你給搞到半截，什麼也不説，第二天早上拍拍屁股就走了，這叫人特別不可理解，這對我們的工作那確實是損失太大了。就從這一點來講，我辛辛苦苦辦這麼件事情，你給我扔了就走，你這不是坑我幹什麼呢？所以他走了以後，當時大家那個幹勁不是低潮，相反地那真是一鼓作氣，自己把它幹起來。

    孫家棟所在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錢學森領導，負責中國的導彈研究。

    這是一個對外嚴格保密的單位，它對外的稱呼叫0038部隊，入伍的人不能對父母和妻兒泄漏任何有關單位性質和駐地的情況。

    今天，我們在採訪孫家棟的時候，他對當時的嚴格保密措施記憶猶新。

    曾濤：那個時候你們家裏都沒有人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孫家棟：不僅僅是我們家裏頭，就是我們幹這件事情所有人家，除了家屬也在我們單位工作也知道外，不在我們這工作，一般來講都不知道。那時候還沒有打電話習慣，像我們年輕人根據不可能接觸到電話。見到過去的同學朋友，肯定都要問問你，你哪兒去了？就給他們編，説我哪兒哪兒去了。就絕對不能談。

    曾濤：人家問您幹嘛去了，您怎麼説？

    孫家棟：那就隨便編一個吧。現在都想不起來當時怎麼編的。有時候第一次編完了以後，第二次再見著，自己也忘了，又編一個。人家感覺你這人很奇怪。那也沒辦法，這種事情有很多。有的同志在寫信裏頭不加小心，説出去了，就受處分了。有的同志出去談女朋友，一談起在做什麼，吞吞吐吐地把女方弄得莫名其妙，最後吹了，也大有人在。

    曾濤：您是不是從一開始就在部隊裏形成了非常謹慎的習慣？

    孫家棟：這倒是。50年代，在空軍部隊裏頭保密是很嚴的。在蘇聯學習的時候，也算是學的保密專業，要求也很嚴。回來以後，剛一參加工作的時候，每人都有個保密包，單位專門做的一個大口袋，帆布，綠色的。再給你發個保密本，你領的時候都要簽字。保密包頂上的封口有兩個繩擱在表面上，有塊橡皮泥把兩個繩按上。按上以後你自己有個戳子，蓋個戳，完了交到保密室。保密員看你這個有戳，給你收起來。晚上下班只要你離開這個樓，你這個包所有的文件都要裝到這裡邊交到保密室。保密室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值班的。因為我有時候晚上要加班設計啊。第二天你要上班的時候，你要辦個手續得簽字，才能領出來。你領包也得看一下，我昨天蓋的那個戳子有沒有人動過，證明沒人動了，你再領出來。就是這麼一整套保密手續。

    孫家棟從60年開始就擔任型號總體主任設計師。在五院工作的日子裏，他為東風系列中進程導彈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

    1966年10月27日，中國成功進行了導彈核武器試驗。從此中國具有了實戰效能的戰略武器。

    就在孫家棟埋頭圖紙中進行導彈設計的時候。1967年的夏天，一位名叫汪永肅的軍人來到他的辦公室，通知他到新組建的五院出任衛星總體設計部負責人，並告訴他這是錢學森親自點將，聶帥親自批准。

    由於中國的人造衛星計劃前領導人趙九章、錢驥在文革中受到衝擊。接手人造衛星計劃的孫家棟第一項任務就是挑選人才，在兩個月的時間裏，他以非凡的才幹，挑選出了後來著名的“航天18勇士。”在文革那個時代，做到這一點相當不容易。

    曾濤：從以前那種很純粹的科學研究突然變成一位科學管理者會很難？

    孫家棟：形成一個隊伍是非常難辦的一件事情。兩個單位，要真正把它混合起來，這裡頭人事關係什麼關係都是複雜的。根據技術上的需要，好比搞衛星的，這裡頭應該是有幾個實驗室。這個衛星裏都有什麼東西，應當怎麼組織，還要考慮到要搞總體的特點。因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還要考慮到政治上兩派不同的意見。這個事情就非常難辦，但是最後我還是下決心了。首先它的技術要依靠科學院同志，但是搞這麼一個新的單位、特殊研究單位，這裡頭有一些特殊的性質。不是科學院水平不行，他沒搞過，沒這個經驗，需要搞導彈的人。我就在南苑裏，辦什麼事情拿什麼人。也很湊巧，十八個人，那時群眾鬧革命，分派別，這十八個人裏頭，正好是兩派，一邊九名。

    曾濤：不是刻意考慮的？

    孫家棟：不是刻意考慮，最後南苑的同志也很滿意，感覺到還能一碗水端平，沒偏向哪一部分同志。其實我當時並不是這麼考慮，還要從工作來考慮，但是我感覺科學院同志確實也有很大的支持，因為南苑來的人總歸還是少數，這個工作還要依靠科學院的同志。大家到最後團結到一塊兒，用兩年多的時間把這個事情搞起來，當時確實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我還是這句話，技術上有這麼幾位老同志，政治管理上部隊也有這麼些老同志，這些老同志對我一生的工作來講，確實給了非常大的支持。

    曾濤：是他們對你的信任嗎？

    孫家棟：一個信任，一個工作上的支持。當然這句話不是下面這些老同志説的，就是張愛萍將軍説的。張先生他有個口頭話，你們大膽去工作，但是你們要非常認真非常負責。只要你們是認真在這兒踏踏實實，好好辦，成功了，成績是你們的，出了事，是我的。他確實是真心話。我到五院也接近四十歲的人了，拿現在的幹部來比就不是年輕人了，在那時候還是相對年輕的。這麼大一件事情交給你去辦，那感覺確實是不一樣。圖為《世紀之約》欄目採訪孫家棟先生。

    東方紅一號

    就在孫家棟組織研製東方紅一號衛星的時候，法國也發射了人造衛星，成為第三個能發射衛星的國家，亞洲的日本也在緊鑼密鼓加快準備。

    這種局面促使中國第一顆衛星首先是一顆政治衛星。為此孫家棟對原來的衛星方案進行了簡化。他後來説，這種簡化是把一輛汽車變成了平板車。

    在新的目標中，衛星必須要做到“上得去，跟得上，看得到，聽得見。”

    錢學森曾經對孫家棟有過一句評語：“看來，把孫家棟找來還是對的，他的確敢幹事，會幹事。”但是在當時混亂的狀態下，孫家棟的命運也是變幻不定的，就在東方紅衛星最後發射的時候，他卻沒有能夠到發射場指揮發射。

    衛星發射成功後，國防科委推薦出以錢學森為首的17位功臣組成觀禮團，在天安門觀禮臺與毛主席周總理共度“五一”良宵。

    這17人中卻沒有技術總負責人的孫家棟。

    曾濤：第一顆人造衛星您沒有去靶場，後來也沒有登上天安門，是不是會心裏很難受？

    孫家棟：能有機會上天安門見著毛主席，見到中央領導，那是非常有榮耀的一件事。但是坦率來講，文化大革命的那個期間，大家在那種政治形勢下，也沒有追求個人的榮譽，也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麼大的失落感，因為我幹的事情是衛星在天上了。

    曾濤：聽説您那天晚上獨自在天安門廣場待著，是在想什麼呢？

    孫家棟：就看我這衛星什麼時候過來，這倒是最關心的事情。因為是第一顆衛星，不像現在發衛星大家都很習慣了，那時就是一件大事。我不知道你看沒看那時的《人民日報》，整篇登的幾點幾分過天津，幾點幾分過廣州，幾點幾分過上海。同時特別給大家解釋什麼時候能看見，白天你是看不見的，就正好晚上剛要黑天的時候，過你這個城市，你就能看見了。

    為了能讓地面看見，我們想了很多辦法。因為咱們衛星是一米直徑，做大了，咱們火箭不行。但是一米直徑的衛星，搞找天文的人問，他説這一米直徑衛星在天上飛，地面看不見。想辦法把它拋光，把它做得非常亮。我們就拋光。搞天文的人再來看，算一算，説不行，還看不見。最後呢把它做成七十二面多面體，就是七十二個平面把它堆成圓的，這樣有什麼好處？一轉的時候散光。搞天文同志再來看，説好一點了，不過也不見得能看見。後來就又想個辦法，衛星上天的時候，衛星在前面飛，三級火箭在後面飛，三級火箭是固體火箭，固體火箭雖然大，表面是黑的，是灰色的，它也不反光。那就在三級火箭外面套個套子，是個球形的氣套，氣套往上發射的時候你不能叫它鼓起來，就等於一個塑料套捆在三級火箭上。上天以後，衛星彈出去了，這個氣套裏得有充氣，一充氣充成個大氣球，這個大氣球四米，外面再把它鍍亮了。請搞天文同志來算一下，説，肯定能看見了。(笑)你説叫人家看這玩藝不等於騙人嗎？前頭那個衛星不太容易看見，但是基本還能看見。那它倆挨排飛，你會先看見後面氣球，你就接著再往前看，就看見我們前面這個衛星了。其實上天以後，如果好天的話，前頭那個衛星是完全能看得見的。

    曾濤：除了看得見，還一定要聽得見東方紅樂曲。

    孫家棟：對，東方紅衛星大家是動了很多腦筋。那個時候一般的老百姓只有收音機，這個頻率短波的聽不見。大家後來想個什麼辦法呢，就由中央廣播電臺給轉播一下。但是即使這樣的話，聽什麼呢？你光聽工程信號，嘀嘀嗒嗒，老百姓聽不懂這是什麼。大家在一塊兒討論，你一句我一句，就怎麼碰出個火花，哎，放東方紅樂曲。哎，大家感覺可以。最後研究完了，拿主意的時候，説好就按這個方案向領導來報。最後給錢學森彙報。錢學森也支持這個事情，但這麼大事情不是開玩笑的事情，錢學森又叫人寫了一個報告，給了聶元帥。聶元帥也同意了，報給中央，中央最後批了。可是，提出這個事的時候，大家熱情很高，情緒非常昂揚。但中央批了以後，就等於説是中央下了這個任務了，那就得把這個辦好了。這一來就有點感覺壓力大了。第一次搞這種儀器，如果升了天以後又變調了，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絕對不可以的，那壓力可就大了。後來做得很好，搞設備的同志可是立了功了。

    曾濤：我聽説原來衛星上還有很多毛主席像章？

    孫家棟：對。樂曲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毛主席像章。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同志滿街上走，全身都是毛主席像章，那確實是出於真摯的感情。所以大家做完儀器，最後都自己設計了一個毛主席像章，非常大，有的做得非常重，那個時候，做得越大越漂亮就越顯示對毛主席越熱愛。但這種東西一加上去以後就會給這儀器帶來很多問題，比原來沉了很多。你驗收的時候就不好辦。好比説這件儀器搞出來應當兩公斤。他給你拿來以後，2.5公斤，超了半公斤，你還不敢説，你説你怎麼超半公斤？他有非常名正言順的理由，我儀器就是兩公斤，那半公斤是毛主席像章呀，你敢説這半公斤增加得不對？但是多了以後加在一塊兒，這火箭就打不動了。這是第一，第二，這個儀器它有個散熱條件，什麼顏色，這個結構多厚，裏頭熱量能不能散出來等等況，都是影響技術。你加上毛主席像章以後，裏頭熱量可能溫度就高了，就等於説你這個儀器外頭殼子太厚，裏頭熱就散不出去。從技術來講你也不敢説。你説你加個毛主席像章把我儀器弄壞了，你要説了這句話，將來可能什麼帽子都給你扣上。這樣的話對整個衛星的質量就根本保障不了。這個事情大家心裏都明白，搞技術的人心裏都明白，都心照不宣。

    曾濤：可是誰敢去説呢？

    孫家棟：誰也不敢吱聲。最後衛星快出廠以前，總理非常關心，要我們去彙報。錢學森同志帶我們去了。臨去的頭一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沒睡覺，這件事情到底怎麼辦？要不要説？因為總理非常關心啊。一進去的時候精神非常緊張，因為我是第一次，但總理幾句話就讓你這心情完全就松下來了。後來錢學森同志先彙報，完了錢學森再叫我補充補充。我想這個事情再不彙報不行了，所以把這個事情彙報了。

    曾濤：是您説的嗎？

    孫家棟：是我説的。我就把這個事情彙報了。我還是先説點政治上的，大家對主席熱愛，裝了毛主席像章，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個事情從技術上來講，這個産品要上天的話，對這個産品質量是保證不了的，這個恐怕要有一定的影響。沒説幾句話，總理馬上就非常清楚了，總理水平非常高。他並沒正面説你這件事情是對是不對。總理説對毛主席熱愛確實是對的，但是你看看我們人民大會堂政治上這麼嚴肅的地方，有的地方當然是挂了主席的像，有的地方是寫了主席的字，但是放在什麼地方都是非常嚴肅的，得非常認真來考慮什麼地方能挂什麼，説你看咱們這個會議室並沒有挂。説你們回去要好好考慮考慮。我就明白了。我回去以後，也把總理的原話給大家傳達一下。大家馬上按總理這樣安排，這件事情確實是非常重要。

    曾濤：我不知道您每次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會是什麼樣的感受？

    孫家棟：一句話，任何一件事情幹和沒幹這個感受是絕對不一樣的。我在南苑搞火箭，也參加過第一次發射，那個時候壓力也是非常大的。搞第一顆衛星同樣是這樣情況。這個火箭就是幾十分鐘的事情。我搞第一顆火箭的時候它的進程七分鐘。上天以後大家非常緊張，等到七分鐘就過去了，衛星上天本身就比火箭時間長得多得多，大概要二十多分鐘，才最後證明它上去了。上去了以後在天上要工作，當時第一顆衛星定的是在天上工作二十四天。每一圈都要接收東方紅樂曲，要聽它裏頭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這第一顆衛星一上去以後，感覺它成功了，那當然皆大歡喜。

    你方才給我看那個片子，這裡頭有個同志叫胡世祥(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副部長)，我們倆現在有時候還見面。他當時管按一個電鈕。這個口令下來，他説他手都是哆嗦的，就覺得電鈕按都按不動，真正按到底了，感覺還沒按到底，全身勁都使上了。這樣一個壓力！所以那陣那個心情確實是，哎呀……

    衛星一旦真正上天以後，全國人民都皆大歡喜。天安門廣場上那簡直人山人海，燈火輝煌，那是第二天的事情。25號的事情，那種心情又是另一個心情，等到大家多少穩定下來以後，你要工作二十四天。因為那個聲音嘀嘀嗒嗒我們自己能判斷出來，好比説規定應該是15度，如果信號傳下來告訴你不是15度，稍稍偏點，12度，那就非常非常緊張了。就害怕這個東西是不是要壞了？所以一直到現在，我們搞航天的、搞衛星發射還有這麼個習慣，因為現在都是應用衛星了，有時候在天上工作五年，有的需要工作八年的，不定哪天晚上出現點問題，你還得在地面想辦法怎麼來解決它。現在第一線同志平常老講這句話，就衛星發射上去以後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揮所來電話”。指揮所來電話幹什麼？好事不找你，發現天上有點小毛病，半夜打電話告訴你出了毛病了，你趕快解決。(笑)

    發射失敗的回憶

    1974年，作為總體部負責人的孫家棟已經領導設計研製了中國第一顆導彈，第一顆衛星，和第一顆空間物理探測衛星，下一個目標是繼美國和蘇聯之後，研製返回式遙感衛星。

    上級把完善衛星設計和工程實施的重任再次交給了孫家棟。

    但是，第一顆返回式衛星在飛行20秒鐘以後就爆炸了，沖天的大火讓孫家棟痛哭失聲。

    返回式衛星首次發射失敗後，中央決定讓張愛萍將軍重新領導國防科研工作。

    1975年11月26日，由“長征二號”火箭發射名為“尖兵”的返回式衛星。衛星按預定時間返回，落在貴州關嶺鐵索橋的樹林裏。奇妙的是，這裡正是長征時期張愛萍率紅三軍團先遣團強渡大獲全勝的地方。

    到1978年，中國已經連續三次試驗成功了返回式衛星，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掌握返回式衛星的國家。

    曾濤：75年的時候，您又參與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的工作，那次衛星和火箭都爆炸了？

    孫家棟：是，74年底發射的時候，對我們教訓最大。造成這麼大的失敗，是由於火箭的原因。但是最後把這原因查出來，非常簡單非常簡單的一件小事。就是火箭裏頭一根導線，這根導線裏頭的銅絲質量不太好，斷了，但是外頭膠皮套沒斷。斷開了以後，你要不抻它的話，它還連著，因為外面有一個膠皮套。火箭發射的時候，一震，它就有時候離開，有時候接上，就這麼簡單一件事。

    在現場看，一片火海，半個天是紅的。我們在地下室底下，外頭二十幾秒鐘，就掉下來爆炸。那個慘勁，再回想起來這十幾年的心血，這麼多人的代價，對大家教育是比較深的。雖然過去也強調搞航天質量第一，搞一個螺絲釘也得絕對認真地嚴格地來搞，但是終究沒有這麼大的失敗的體會。

    這個問題找出來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在那一片大沙漠裏頭，大家甚至把那個沙地都翻一尺多深拿篩子篩，任何一個小塊的東西都要把它篩出來。炸得再碎也得把它挑出來。完了以後大家來認，這一塊小銅片是我這個儀器上的，那個螺釘是我這個儀器上的。大家都分門別類把它都找出來。完了一塊一塊來看，正好就找著這麼一根導線。也特別有意思，這根導線中間斷的這部分沒崩斷，兩頭都斷了。拿起來用光一照，裏頭導線斷了。但是光找著這個還不算充分的證據。還要弄明白這根導線是幹什麼的，在哪個系統上，在這個時間上這根導線要斷了，它應當出現什麼現象。先理論分析，再上實驗室裏進行模擬實驗。實驗得的結果和那天火箭往上飛的時候運動搖擺情況完全一樣，就證明這個東西確實是它。

    曾濤：火箭爆炸的那一瞬間，您是什麼反應？

    孫家棟：腦袋裏頭什麼東西都沒有了。可以説確實感覺得當時就有點呆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好長時間自己沒反應過，漸漸漸漸地就反應過來了。

    曾濤：所有現場的人都蒙了。

    孫家棟：大部分人都哭鼻子了。

    曾濤：據説您跑到一個單獨的小房子裏嚎啕大哭。

    孫家棟：就是在地下室裏頭。那陣子腿都走不動了。我在地下室裏都已經聽見了這個東西掉下來，就像個炸彈似的，因為掉得離發射臺很近。地下室有這麼幾十米深，上面都是水泥防固的設備，有防爆門把它關上。指揮員裝一個潛艇的潛望鏡，把它推上去，看見外面。我們在裏頭，就發射前的幾秒鐘不能出去。等過十幾秒了，拿潛望鏡看，火箭確實轉彎了，才能把這防爆門打開，完了大家出去再看外頭的景觀。等到二十幾秒鐘一下掉下來以後，像個重磅炸彈似的，在地下室都感覺到震動特厲害。我就有點蒙了，不知道怎麼回事了，當然有些人趕快把這門打開了，跑出去了，有的人在裏頭就呆了。那陣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回事，確實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曾濤：有幾次您在緊要關頭的時候就突然暈倒了，是嗎？

    孫家棟：突然暈倒了有幾次。確實壓力比較大，最典型的一個事情，比如説返回式衛星，就是它要回來。咱們這衛星從北方往南飛，落在四川。假設一旦落下來慢了一點，是不是衛星還繼續往南飛？往南飛的話，走不好就出國了。就掉到海裏去了。掉到海裏還好辦一點。衛星要偏了，就到了柬埔寨、越南這一帶，落到人家國家去了。所以當時裏頭裝了個炸藥包，就是考慮到一旦發現這個問題往下落下來的時候，軌道不正常，往南跑得太多，我下個指令就把它趕快炸掉就完了。不要出國，那時候出國也是個比較大的事情。這想得很好吧。等到了靶場以後，開始電測了，再過幾天衛星就要發射了。忽然又想明白一個事情，這個衛星假設不出毛病，非常正常落下來了，收回來以後，你也得拉回到自己工廠去把它打開，分解，把片盒拿出來吧？你這裡有個炸藥包，上了天以後又回來了，誰知道這炸藥包裏頭出沒出毛病？你一開蓋，裏頭炸藥包要崩了，你不就出事了？這不自己找活幹嗎？(笑)那時候就壓力大了，到底裝還是不裝？因為你原來裝是有道理的，你現在説怕出事你又不裝了，也得講出些道理。到底行還是不行？所以這個炸藥包問題當時把大家搞得非常緊張。作為這個技術負責人，當然我就壓力比較大了。白天晚上都在研究這個問題，確實是精神實在支撐不了了，身體上就出現一些小毛病。

    進入國際衛星發射市場

    1975年12月，孫家棟被任命為空間技術研究院副院長，開始研製和發射靜止軌道試驗通訊衛星。

    1977年孫家棟擔任中國試驗通信衛星總設計師。他將“試驗衛星”定為“試用衛星。”目標是一步到位。

    1984年4月8日，“東方紅二號”試驗通信衛星進入38000千米的遠地軌道。孫家棟指揮了衛星的調姿，用了8天的時間，這顆衛星準確定點在東經125度的赤道上空。5月14日，這顆衛星正式交付使用，開始傳輸電視節目。中國成為第五個發射地球靜止軌道衛星的國家，而且第一顆衛星就具有實用性。

    1985年，孫家棟任航天部副部長、科技委主任。

    1986年，任中國第二代衛星“東方紅三號”、“風雲二號”、中國和巴西合作的地球資源衛星總設計師。兩年後，孫家棟當選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92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早在70年代末，孫家棟就作為中國航天代表團的成員，多次出國考察，開始和西方航天科技人員進行了交往，長期和世界隔絕的局面終於被打破了。

    1985年10月，經中央批准，中國航天部宣佈中國的運載火箭要走向世界，進入國際市場。這一消息震驚了世界。

    當時美國的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和大力神火箭，歐洲的阿麗亞娜火箭相繼發射失敗，而中國長征三號火箭再次發射通信衛星成功，時機對中國是非常有利的。

    此時的孫家棟已經是航天部副部長，領導著中國設計和研製第二代衛星的重任。在中國火箭進入世界市場的艱苦談判中，他又一次出任了主帥。

    而當時世界火箭市場的情況卻異常複雜。

    曾濤：在國際上尤其是美國並沒有把中國的能力放在眼裏，您當時去談判是不是有一個很深刻的體會？

    孫家棟：是這樣的情況。中國提出來對國際市場有發射服務，最大的障礙就是對中國航天事業到底發展到什麼水平，人家不了解。但從商業活動角度來講，它一方面看低你，另一方面它也有所擔心，就是你要真正商業活動能力很強的話，它有點擔心。實質來講就是對中國的火箭能力他看不透，他們思想是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又瞧不起你，又一方面怕你奪了它的市場。所以當時咱們中國火箭一進入市場的時候，這兩方面問題都遇到過。中國火箭進入國際市場，怎麼樣才能推銷出去，這個事情是大事，兩眼一抹黑。過去在西方學習過的老同志都是幾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我們這幫人跟西方從來沒有過接觸。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國家參加了航天學術活動。歐洲航天局局長對中國還是比較友好的，他就説你中國火箭要想進入市場，需要多長時間我不知道。但是歐洲的阿麗亞娜火箭當年進入國際市場的時候，從提出來，到真正找了第一個商業合同，用了八年的時間，當時這句話對我們刺激很大。

    曾濤：中國最終花了多長時間進入這個國際市場？

    孫家棟：我們進了國際市場是85年提出來的，真正出去活動是87年，第一個合同是90年拿到的。

    曾濤：五年的時間。

    孫家棟：從提出來到發射成功當然用了五年時間。但真正活動大概三年多一點時間。確實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怕中國的火箭確實是質量比較好，報價也比較低，他怕把這個世界市場衝擊得很厲害，所以他又千方百計來限制我們。限制我們的最大的是什麼呢？因為那陣咱們衛星質量還不行，進入不了國際市場。那麼只是火箭要進。火箭的買主買了美國衛星或者歐洲衛星，然後再買咱們火箭來發射。那美國就想了一個什麼辦法呢？他説我的衛星是特殊産品，出口得需要國家批准。因為這不是中國買的，所以我的衛星不準許出口到中國土地上。到了中國土地上，我的技術安全保證不了。後來我們就想了一個辦法，把它這話給駁倒了。我就説你這個衛星到我中國來發射，不是你出口到我中國的。我中國沒買你衛星，你這個衛星到我中國是過境，從這兒路過一下，進來以後到我的靶場，從靶場就上天了。那過境和進口有什麼區別呢？你過境的東西我可以不檢查，但是由於你過境，我可以採取特殊辦法。特殊辦法怎麼辦呢？你自己把你的衛星好好包起來，你不是怕人看嗎？老怕你技術泄密，你就派專人，你自己看著，到了靶場以後你要測試，我租給你一個廠房。這個廠房包括大門鑰匙都交給你，這個廠房裏頭電在什麼地方，水龍頭在什麼地方我都告訴你。開電門開水龍頭你自己來，你衛星拉進來了，你關上大門，你在裏頭願意怎麼幹就怎麼幹。但你給我保證一條，你不能幹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事情。這個要叫我抓著了，那是肯定不行。完了以後你搞好了，你再把它用塑料包起來，裝在我火箭上，我火箭整流罩一包，到時候給你發射就完了，我也沒看見你衛星什麼樣，這才解決這個問題了。

    曾濤：您覺得最難溝通的或者最難做的是什麼？

    孫家棟：最難溝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雙重矛盾。在談的過程中，你能感覺出來他本身並沒有瞧得起你，認為你中國火箭並不是説説就能拿走合同這麼簡單的事情。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他確實怕你真正打開這個場面以後，把他的市場，他的利益給衝擊了。所以在條文上他寫得非常苛刻。好比説從技術保密角度來講，你一定得保證我怎麼地怎麼地，那個口氣都是口大氣粗的。同時你一定得保證你每年最多不能拿走多少個合同，就是限額。這類條款定得特別多。但他條款寫的這個口氣都是單方面的，所以我們在第一輪談判的時候先沒跟他糾纏，就先談這個文件本身咱倆是平等的，我不是求你的，這個文件得是商量著辦。你應當辦什麼事情，我應該辦什麼事情。這是第一輪。跟他談了一頓，他也感覺跟中國人打交道起碼這口氣上得是平等的口氣。但是第二輪就變成實質性東西，好比他規定説你這個火箭報價不能低於世界上市場上平均多少。咱們的最大優勢就是我便宜，我才能拿著合同，因為咱們名聲沒打出去，假設跟他一樣報價的話，那咱們火箭肯定是合同一個拿不上。那我就強調中國本身報價就便宜。他説你這是政府補貼。

    曾濤：實際上是不是在補貼呢？

    孫家棟：作為商業活動來講，確確實實國家是沒有補貼的。因為你進入國際市場，假設你國家再商業補貼，國家再賠錢，這確實是不行的。

    曾濤：實際上我們簽的這些商業合同是有效益的？

    孫家棟：實際上是有效益的。這個效益當然可能比西方低一些。第一顆衛星發射上去以後，我們不僅僅給它發射成功了，就是要求衛星得送到那一個點上，我們就給它送到哪個點上。我們就是精度高，搞了幾十次發射，國外用戶當時就説中國火箭發射衛星的精度是非常高的，非常佩服。從那以後，他就連續跟我們定了幾個合同，用中國火箭發射。

    家庭生活

    孫家棟的愛人魏淑萍是一位醫生，在她的回憶中，除了談戀愛時有過一次長談，幾十年孫家棟都是沉默寡言的一個人。

    1999年9月，江澤民總書記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授予孫家棟“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回家後，孫家棟給妻子帶上了獎章，表達他對妻子的衷心感激。

    曾濤：我看到一張照片，您把功勳獎章戴到了您夫人的身上，表明這功勳裏面也有她的部分？

    孫家棟：對，是這樣。所以我非常欣賞這句歌詞“軍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曾濤：在家的時候太少了。

    孫家棟：太少了。中國的婦女自己要工作，還要負擔起整個家庭的責任，對男方的支持確實是很大的。我兩個小孩生下以後，我基本都沒管過，尤其是第二個小孩。她住院的時候我都不知道。因為她本身也是個大夫，是個內科大夫，在我們職工醫院裏，是她們同事把她接去的。小孩生完了以後，送回家也是她們同事把她送回去的。生第二個小孩，正好搞第一顆衛星，那確實是一點時間也沒有。

    曾濤：沒有辦法牽掛。

    孫家棟：就感覺精力不在那兒。那時候白天晚上想的東西就是這顆衛星，到底哪件事情應當怎麼辦。而且兜裏就老揣個筆記本，晚上睡覺時候壓在枕頭底下，半夜稀裏糊塗地忽然間醒了，想起一件事情，趕快記下來。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去辦這件事情。

    曾濤：1994年的時候，您夫人患腦溢血，您突發心臟病，結果你們倆竟然就碰巧就住在一個醫院裏了。孫家棟：(笑)94年底正好要發射我們國家很重要的一個通訊衛星，我要上在靶場。我走的時候她説，你出差了，我就借這個機會把到醫院做結石手術，拉一刀把它拿出去就完了。但結石做完了以後，不知道怎麼回事就得血栓了。而我那次發射剛一上去，衛星不太順，壓力也比較大。那陣還跟美國談判這個發射服務，正是第二輪談判，談得也很緊張。衛星那邊問題剛解決，幾天沒休息，西安北京，西安北京來回跑，這樣才暈倒了。就被送到海軍總醫院住院。她知道我回來了，就老説我不去看她。後來兩個大夫陪著我到醫院去看她。等她出院以後，因為得休息，正好我也心臟不好，領導就批准我們倆到小湯山職工療養院，在那個地方住了一段院。

    曾濤：所以住院倒成了她一生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

    孫家棟：(笑)那段一塊兒住得這麼長時間，確實是沒有過。

    曾濤：一生都少有嗎？

    孫家棟：是的。

責編：常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