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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與“星”的記憶》第一集 授銜背後

CCTV.com  2007年09月10日 13:39  來源:  

   

    這裡是北京北池子21號院,幾十年前的一天,總幹部部管理部開始在這裡籌建。這樣新的部門的籌建對於剛剛成立的新中國來説並不稀奇,百廢待舉、萬象更新已成為那個時代的氣質,但,這一次籌建的背後卻醞釀著一個巨大的動作。

    1950年10月的一天,時任新疆軍區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離開新疆前往北京,原本打算短期出差的他,帶著些許行李踏上了飛機,然而這一去,他卻被留在了北京,而這個計劃最初源於當時的國家主席毛澤東。

    採訪汪孔周:

   

    當時是毛澤東主席親自點將讓徐立青過來的,(他説)成立總幹部部讓徐立青來搞,

    採訪黨秀玉:

   

    他説他是不想離開新疆,因為彭老總,他説他和他一起到北京跟中央説一説。誰知1950年他兩個一起來,來了以後,安部長就説,你既然來了,中央也決定了,他説你就留下吧,就這樣給留下了。

    當時看似輕鬆的一句話,卻把徐立清今後五年的生活與新中國軍界的一項空前盛事聯絡在了一起。徐立清的身份也轉換為軍委總幹部管理部副部長,在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兼幹部部長羅榮桓領導下,分管全軍幹部任免和組織調配工作。

    然而此時徐立清卻面臨著普遍存在的官兵不分的現象,在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系統中,官兵只有職務上的區別,沒有外在標誌的區分

    採訪王鳳祥:

   

    你開始你是連長,你是團長也好,你是師長也好,咱是一樣,看不出來,只能是看出來在穿衣服上,四個兜這就是排長以上的幹部,但是營長也是四個兜,

    

    原來自土地革命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就從未在全軍實行軍銜制,在這張時任膠東軍南海軍分區司令員賈若瑜與警衛員的合影中,管與兵沒有直觀上的區別。

    採訪賈若瑜:

   

    我記得在1949年初,那時候我在膠東軍區當司令,從香港來了一批客人,是一批什麼人呢,就是柳亞子,有張炯伯,有什麼葉聖陶,有包達三,有這樣一大批人,上來以後,這些人還有曹禺,他們就提了一個問題,説要去參觀我們的軍隊,他們進去覺得很奇怪了,為什麼呢,一進去一看我們的兵,官兵都是一樣,都是一個樣的,他們就問我們這些戰士,他説你們沒有官,沒有兵的區別,打起仗怎麼指揮啊,

    採訪徐平:

   

     因為新中國成立以後,咱們軍隊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很快由原來單一的陸軍,戰爭時期只有陸軍而且陸軍也可以説主要是步兵,裝甲兵還沒有,炮兵有一些、工程兵很少,但是新中國成立,1949年11月,馬上就成立空軍領導機構,1950年4月,成立了海軍領導機構,在一個,1950年,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這些領導機構陸續成立,我軍很快就進入了諸軍兵種合成軍隊,進入了正規化建設階段。

    

    這是1954年國慶閱兵的場面,畫面中首長和士兵幾乎沒有外在標誌的區分,各方面都逐漸正規化的中國軍隊,此時仍然面臨全軍上下沒有軍銜的現象,實際上,實行軍銜制早已提上了中央軍委的日程。

    採訪徐平:

    原計劃1953 年實行(軍銜制),後來考慮到1953年軍隊還要精簡整編,原來的精簡整編是要1950年下半年就要搞的,建國初期咱們軍隊當時是五百多萬軍隊,後來要準備減,朝鮮戰爭一發生,咱們參加抗美援朝戰爭,部隊(人數)非但沒減,甚至還要擴

    朝鮮戰爭的爆發讓中國軍隊的軍銜制又往後推遲了數年。在朝鮮戰場上,軍銜制問題再一次凸現出來。於是在朝鮮戰爭結束後不久,軍銜制的準備工作便立即于1953年全面鋪開。軍銜是國家授予軍人以區別其等級地位、權力責任、榮譽待遇的稱號和標誌。軍銜最明顯的外在標誌便是軍人肩上的杠與星,在很多人眼裏,杠與星不僅是軍人等級的標誌,也是軍銜特有的代名詞。

    

主管評銜工作的便是時任總幹部部副部長的徐立清,此時,徐立清和其他的工作人員面臨的是一支剛剛從戰爭中走出來,亟待正規化建設的部隊,擺在他們面前的是異常龐雜的工作

    採訪徐平:

    1955年授銜應該説規模還是比較大的,1955年首次授銜,全軍三百多萬官兵全都授了銜,當時授准尉以上的有64萬4千多人,第一次授銜授了10位元帥、10位大將、55位上將、175位中將,800名少將,高級軍官少將以上的將帥一共是1050名

    然而,評銜難度最大的並不是繁瑣的調查工作,而是對各方面軍將領人數的平衡

    採訪徐平:

    當時主要是評將位銜,特別是高級軍銜,就是中將上將以上的,大將元帥,不光考慮到級啊、資歷啊、功績啊,也考慮到山頭,山頭是中國革命歷史形成的,好比説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八路軍三個師,新四軍,這都算各大山頭,你看評銜完了以後的結果,各個時期的各主要山頭都至少有一位元帥一位大將,這個結果不是偶然的,碰巧,那不是。

    另外,評銜很大一部分是面對戰功卓著的老紅軍,老戰士,怎樣又符合規定又能照顧到將領們的資歷,這一點讓評銜工作很難拿捏。

    採訪徐平:

    確實也有些人是對自己的軍銜認為評的低了,也有流露出不滿,甚至還有爭銜的,而且好比説某資力比較老的將領,解放戰爭的時候就是軍長,而且戰功卓著 他認為自己至少能評上中將,結果評的少將,他也很不滿,也説過這話,他説到授銜那天,我要把肩章挂到狗尾巴上去,當然咱們説這還是氣話,毛主席也説過一句比較風趣的話,説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評銜時。

   

    眼前的這座院落便是當年徐立清居住和辦公的地方。幾十年過去了,如今院子裏的物件、擺設也許已經不復原來的風貌,但那顆葡萄架卻是當年的警衛員親手栽下的,又是一年葡萄成熟的時候,葡萄架下,我們仿佛還能看到幾十年前,曾經在這裡忙碌的身影。

    採訪王鳳祥:

    整個就是白天黑夜,白天黑夜,那時候我來了以後,因為我這個任務,我就是首長睡了覺,我才能睡覺,但是首長也沒這麼安排你,咱們覺得把首長伺候好點。所以到了一般晚上來以後,他就在這邊,西邊那個小屋,晚上我一般來好幾趟,我在前面躺著又驚醒了,我不脫衣服,往這一靠,驚醒了以後一看還在那裏看呢,畫呢,那咱也不能問,那時候也不能問啊,一看他那,有時候到12點多1點了,我説首長該睡覺了,你先睡吧沒事,一會兒我就睡,就給來這句

    徐立清曾對幹部部的同志説:“授銜工作是件大事,評好了會振奮精神,鼓舞士氣;評不公了,也會影響大局,忽視不得。

    採訪王鳳祥:

    到後來到什麼程度呢,就是心臟不行了,犯了病以後有的時候就是抖,嚇的夠嗆,就是抖,歇一會兒然後又幹,所以那時候,我後來一看,就是一個什麼問題呢,長期的勞累,這一個人精力有多少,要是一個晚上兩個晚上可以,長期的這麼著就是不行。

    評銜工作結束後,徐立清隨即入院,一病便是五年。軍人肩上的杠與星也許閃耀著軍人的榮譽和本分,但1955年的首批軍銜到底凝聚了評銜工作者的多少心血已經是後人無法體會的了。

    工作的繁雜與勞累是評銜工作人員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之後,他們卻遇到了一個大大的難題。

    根據軍官服役條例和勳章獎章條例,在授銜的初步方案中,毛澤東被評為大元帥,當毛澤東閱讀授銜方案之後卻表示他不要大元帥軍銜。作為全國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毛澤東的這個舉動立即引起了全軍內外的反響,在之後的一次授銜工作彙報時,毛澤東再一次表明了他的態度。在當時另一位主管授銜工作的宋任窮副部長的回憶錄中,曾有過這樣的記載。

   

宋任窮回憶錄摘句:

    這件大元帥服一直靜靜地端放著,新中國首次軍銜制的歷史記載中也就少了一位大元帥。戎馬疆場的開國領袖就這樣辭掉了軍銜。

    同樣是軍人出身的徐立清清楚地知道軍銜是軍人生命般的榮譽,然而毛澤東等人的如此舉動在他的心裏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他開始認真考慮自己在這次評銜中的姿態和責任問題。按照評銜條例,他本人應該授予上將,但經過慎重考慮,他向羅榮桓部長寫了要求降低軍銜的報告。

    採訪汪孔周:

    當時徐立青就是為了自己不要上將軍銜他有三個方面的考慮,第一點就是認為紅四方面軍是個大山頭,要降低紅四方面軍的比例,從紅四方面軍的上將人員名單把第二點就是有極個別的同志為了高定軍銜要走後門想著堵住後門,自己以身作則,讓這些走後門的同志無話可講。第三點他就是説我是總幹部部管理部的副部長我得以身作則,起模範&&作用,出於這三方面的考慮,堅決把自己從上將的行列中降為中將。

    幾天后,當他看到授予上將軍銜人員名單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時,他提筆將自己的名字從上將名單中劃去,在中將名單中加入了徐立清三個字,名單很快又交到了羅榮桓部長手裏。

    採訪汪孔周:

    羅榮桓就非常嚴肅地批評徐立青,你是夠上將條例的,為什麼要個中將 徐立青就從多方面的情況來説服羅榮桓部長,我要求低授,一個是考慮我本人降下來比較好,我多次考慮,上將 中將對我説都是一個樣,他陳述自己的理由,後來一直都沒有説通,沒有做通羅榮桓部長的工作

    採訪王鳳祥:

   

     我都不理解他,幹嘛不要,應該給的是上將,不可能應該是中將,這裡面級別(差距)挺大的,當時的十大元帥,十大大將,元帥十個,大將十個,上將就是多一點了,要是到中將呢,部隊上分得,那等級就是好幾等了

    徐立清在一片靜謐中陷入了對於降銜的矛盾中,領導的反對,周圍同志的勸説讓他覺得既溫暖又不知所措。

    採訪汪孔周:

   

    因為咱們評定軍銜一定是按規定來辦,你夠上將條件你不評上將也是不符合規定的,你是中將,你要上將也是不符合條件的,必須按條件來。

    一位戎馬半生的軍人此時竟然遇到了比攻城還要棘手的問題,也許此種處境的他遠沒有在戰場廝殺時的痛快,不接受上將,那將違反條例,接受上將,卻又違背了自己的原則,應該何去何從呢?

    正在這時,時任裝甲兵司令的許光達向中央軍委遞交了降銜申請。

    軍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將銜的消息,我已獲悉。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擊心鼓。我感謝主席和軍委領導對我的高度器重。高興之餘,惶愧難安。我捫心自問:論德才資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靜嗎?此次,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功績授勳。回顧自身歷史,1925年參加革命,戰績平平。1932年-1937年,在蘇聯療傷學習,對中國革命毫無建樹,而這一時期是中國革命最艱難困苦的時期:蔣匪軍數次血腥的大圍剿,三個方面軍被迫作戰略轉移。戰友們在敵軍層層包圍下,艱苦奮戰,吃樹皮草根,獻出鮮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淨的房間吃牛奶、麵包。自蘇聯返國後,這幾年是在後方。在中國革命的事業中,我究竟為黨為人民做了些什麼?

    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實事求是地説,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説同大將們比,心中有愧。與一些年資較深的上將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長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勳卓著:湘鄂贛豎旗,南泥灣墾荒;南下北返,威震敵膽;進軍新疆,戰果輝煌......為了心安,為了公正,我曾向賀副主席面請降銜。現在我誠懇、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請:授我上將銜。另授功勳卓著者以大將。

   據説當年毛澤東主席得知此事後,高揚起手中許光達的降銜申請,稱讚説:“這是一面明鏡,共産黨人自身革命的明鏡。”

    很快,主管授銜的徐立清知道了這個消息,他迫不及待的與許光達通話,並如願得到了許光達的支持,得到支持的徐立清再次給中央軍委寫信,然而這一次,軍委還是沒有同意他的請求。

    同期聲 這個是李信,原來是教導團的政治委員,這個是楊尚高

    這張拍攝于1935年長征時期的照片一直被賈若瑜將軍珍存著,照片中健在的戰友已經寥寥,但是他們從未走出過將軍的記憶。時間回到幾十年前,首次授銜時,被評為少將軍銜的賈若瑜正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同徐立清那樣身負評銜責任的將官不同,他和大多數軍人一樣遠離評銜工作,對於軍銜,他們的感情更直接、純粹。

    採訪賈若瑜:

   

    作為軍人,從各個方面,授你這麼一個軍銜,大家也沒去比,也覺得我自己還活著,跟我一起同戰鬥的很多戰友都倒下了,我們今天還倖存著,已經應該滿足了,我們紅軍的長征開始,我們是20萬人,到了長征結束來講成了是三萬人,那麼你説,像這麼樣的條件之下,你今天是活著的,那死的烈士呢,他有什麼東西啊,你像膠東軍區,我們參軍就是50萬,烈士是7萬多,還有特等殘廢1萬多,就是斷了兩隻手,斷了兩條腿 瞎了眼睛的,一萬多,那麼我們授銜活著的同志,你今天授的不管是將軍也好,校官也好你是活著的,那我們死的同志呢

    軍銜是軍人的榮譽,更是他們對戰友的追思,真正經受了槍林彈雨的洗禮,面對榮譽他們心存謙卑。

    授銜儀式越來越臨近了,許光達和其他將帥的降銜請求都被中央駁回,徐立清卻仍然堅持著自己降銜的想法,事情傳到了周恩來總理那裏,於是,在一天晚上,徐立清被請到了中南海西花廳

    採訪汪孔周:

    當天晚上可能是10點多鐘,據老同志回憶,周恩來總理反反復復做工作,談了兩個半小時左右,最終還是徐立清做通了周總理的工作,後來周恩來總理又跟毛澤東主席彙報,毛澤東主席也同意了徐立清由上將降為中將

    採訪徐平:

   

     按照當時的評銜標準他應該是夠上將,他是正兵團級,當年評級的36個正兵團級,兩個評為大將,33個評為上將,只有徐立青是中將,這是他自己要求的。他應該説也是唯一讓銜成功的將軍

    1955年9月27日這天,在京等待授銜的這些將官中,原本還有一些將領,但就是在授銜前夕,他們已經帶著評銜的結果轉業到地方,授銜對於他們來説曾經是那麼接近,卻又是那麼遙遠。

    採訪徐平:

    還有這麼一種情況就説是, 1955年評銜他們也在軍隊,但是就是要授銜的時候,授銜前夕,因為工作需要,調離軍隊了,而失去這次授銜機會了,他們也是毫無怨言,周文龍原來是華北軍區後勤部長,評銜的時候他也參加評銜了,這時候也是總幹部領導找他談,你已經被評為中將軍銜,但是總理點名你到石油部擔任新組建石油部的副部長,因為時間緊迫,來不及等,因為授銜的時候是9月底,那時候是6、7月份讓他馬上要去工作,周文龍二話沒説就是到新的崗位上上任了,他就沒有授銜。不能説像可能有些人覺得,馬上就要受中將了,你這時候讓我等兩個月授完銜再走,他沒有。

   

            1955年授銜現場
 1955年9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授勳儀式在中南海舉行。

    此時的中南海將星閃爍,南征北戰的軍人們終於整齊劃一的齊聚一堂。在光耀的軍銜背後,包含了他們內心的各中滋味,當他們還未細細體味時,卻有一批人因為軍銜的到來而默默離開了。

責編:徐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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