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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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劉雨田的身份有很多描述，比如獨行大俠，奇人，探險家等等。但退回到20多年前，定義像他這樣的人還找不到恰當的詞語。
劉雨田：
那個時候的人跟現在不一樣，那個時候你做這種事，那是，那時候連另類這個詞都沒有，那是瘋子，神經病。
資深驢友：老懷錶
在我們這鄰居來講，誰家孩子跟我在一起玩，那家長趕緊把孩子拉回去，怕我帶著他們家孩子鑽大山裏去，很恐怖的。因為那時候沒有戶外這個詞。而且那個時候如果説你出去跟別人講，説我去了什麼地方，看了什麼東西了，一個是人家不相信這個東西，另外一個呢，人家會感到恐怖的，對你這個人，那種地你都能去你都敢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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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雨田：
最後都得了神經病嘛，哦，不是神經病，得了心臟病。就是心就咚咚咚，停了，咚咚咚，又不轉了。就是得了心臟病以後，躺在那個醫院的病床上以後，我這一輩子最怕麻煩人。你看，這這一輩子就別人去照顧我了，我心裏一想，把吊針一拔，上路了。
走出來以後，反而就心慢慢就在路上了，就比較平和了。所以我多少年以後我説了一句話，把病扔在路上。
走到那個林縣以後，別人給我用最好的儀器一看，哎沒有了，人説你得的是長城病。
如今，長城是人們旅遊項目中不可缺少的風景，但在20多年前，旅遊一詞對普通老百姓而言還是一項奢侈的活動。這些人們想象不到，除了拍照留念外，還有更為精彩的旅遊方式。
資深驢友：雙槍老太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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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驢友：老懷錶
那個時候的話，經常是跟家裏打個招呼，就説我在同學家住幾天，不敢説出去，從家裏頭偷出一條毛毯來，卷把卷把，胳肢窩一夾，就進山了。
在這樣尷尬的環境中，中國的民間戶外運動邁出了自己蹣跚的腳步。雖然不為社會所認同，但他們所獲得的，卻是旁觀者無法分享的精彩世界。
資深驢友：內蒙大夫
我帶隊去走貢嘎山，走到幾天的工夫，第五的一天，看到貢嘎的時候，我看見女隊員都全部哭了，貢嘎山形成的一種震撼。就是雪山的震撼真的是令人神往，看到以後都是一種震撼，就看到山那些女的都哭了，男的就看著那個山就這麼發呆。接下來，然後就不停的拍照，那天我們的運氣特別好，上到山上以後一點雲都沒有，然後就不停的拍照，一個小時以後這個山就再也看不見了，就被雲給包了。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中國的戶外運動基本上是各種專業的國家體育團隊一統天下的局面，而民間戶外運動無論從人員規模還是裝備上,與之都有著天壤之別。那些民間戶外運動愛好者們只是孤獨的行者。他們寂寞但又自在的走在屬於自己的路上。劉雨田則在把獨自行走演變成了一生的生活軌跡。在寂寞的穿越中，劉雨田收穫著大自然的美麗，也獨自經受著大自然的殘酷與無情。
劉雨田：
走長城的時候，走路過巴丹吉林大沙漠，遇到一場大黑風，比現在的那根本沒法比，那就是好像排山倒海，黃沙柱子一根接一根，一個旋渦下來，你就看到就跟原子彈爆炸的感覺。到最後我就想到，完了，末日，今天就要不知道要遇到什麼災難了，就趕快想拍一張照片，機子留下來，將來留下來，我是這樣沒有了的。完蛋了，就這樣。
結果我一看，我在那位置太低，我就看到那個沙包上，想站到那個沙包上，可以把這個大場景給它拍下來，結果我還沒有走到那個沙包上呢，一下子風呼的一下，就把我吹到底下去了。但是我背有揹包，我拿著那個打狼棍，使勁把那個棍子按到地下，然後就跟著包抱著，那就雲天黑地。
大風暴從下午三四點一直刮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劉雨田僅憑口中含著的一塊蘋果奇跡般熬過這場災難。之後他又獨自走在屬於一個人的路上。劉雨田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停止下來過，此後十幾年，他不僅走萬了萬里長城，而且4次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瑪幹，徒步穿越“死亡地帶”羅布泊，單人攀登珠穆朗瑪峰,完成的探險項目達86個之多。其中生生死死的經歷一直伴隨著他孤獨的腳步。
劉雨田：
現在還活著我就不想死的事，誰都有那一天，都是那樣的，你看我還沒有成殘廢人，缺胳膊短腿的，你像走長城到薊縣，黑夜走路，一下就滾到山崖底下了，往下滾，那叫滾坡，那樹扎人啊，把我的衣服都成條條了。就在那個薊縣，夜裏走嘛。那個是萬丈深淵，幸虧抓住這個割人的樹，手上都是血了。
過準葛爾盆地，晚上走路一下跌進雪溝裏頭，一下把我弄到雪裏頭，趕快用那個打狼棍拄著，最後爬到山樑上，往那一坐，我就聽到我那心臟，咚咚咚，我以為是有打夯的聲音，快到有人了呀，或者是打夯機啊，或者是汽錘、工廠，我靜靜一聽這才是自己的聲音。
1989年，劉雨田走進了中央電視臺《東方之子》的演播室，他的一頭長髮卻給在場的人出了一道難題。
劉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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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劉雨田來説，一頭的長髮完全不是形象上的刻意裝扮，而是來源於他對生活的樸素要求。
劉雨田：
我走塔克拉瑪幹穿越了死亡之海以後，回到城裏一照鏡子，一看，頭髮太長了。理理髮吧，走到那個，那個時候神經上可能出了一點問題，沒帶錢，我一看回去拿錢吧，我一看那牌子上，是理一次發1塊2毛錢，剛才我在路過大食堂的時候，想起每天打饅頭就是一毛錢就一個饅頭，1塊2毛錢可以有12個饅頭，你説吃飯重要還是什麼重要，算了，不理了。
20多年獨自行走，這足以改變人太多的東西，這種行走帶給劉雨田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更帶給他思想深處對生活的獨到理解。
您一個人走，走那麼多路寂寞嗎？孤單嗎？
劉雨田：
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戰士，他還想寂寞的問題？也就是工作，我的工作就來不及讓我思考這些城市的問題。只有回到城市才感覺到，哎呀，坐站不是，沒有自己，那種孤獨，那種感覺。也不知道該説什麼，也不知道邁左腳還是邁右腳，一説就錯，那種孤獨感就，恐怕就…
當年劉雨田第一次踏上長城時剛好41歲，一路走到現在，他已經是60多歲的老人。劉雨田腳下的路還在繼續著，與以往不同的是，寂寞中多了一份心平氣和。
41歲的劉雨田
劉雨田：
我現在還活著，這就是奇跡，真的，所以我面對一切，可以了，太好了，沒有任何的其他的想法了。而且我現在還能夠坐下來寫點書，留下點遺囑，很輕鬆很愉快，我沒想到我20多年一直走一直寫，我不敢回頭看，現在，翻翻過去的那個，讓我內心挺感動的。
當年劉雨田是抱著愛國的信念去獨自徒步萬里長城。在今天的戶外運動看來未免是過激的思想，但在劉雨田心裏，這或許是他幾十年來寂寞行走的另一種解讀。
劉雨田：
愛國這一詞對我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這一字重千斤。那個東西不管怎麼説，我覺得不管別人怎麼説我，我覺得我愛國不會錯。我覺得，是不是，對吧，愛自己的國土，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這方土地 ，跟愛爸爸媽媽一樣的。
這很厚的一層礫石層，是什麼力量帶過來的呢，你看他有很多卵石都磨得很圓，所以這個一定是一條河帶過來的，現在已經沒有河了，現在的永定河在下面，這就説明這是一個老的河流，
楊聯康，北京人，1956年進入北京大學地質地理專業。1981年，楊聯康開始了他個人對黃河的徒步考察。
楊聯康：
我真正做的，不是冒險，而是黃河，我們的母親河，是怎麼形成的，黃河和我們民族的過去有什麼關係，跟民族的現在有什麼關係，所以我徒步是這個目的。
然而楊聯康卻想象不到，他的科學考察為中國的民間戶外運動開闢出了一條新的道路，而且影響了一大批民間戶外運動的奠基人物。
由於地質學科的特殊性使得它和戶外運動有著天然的聯絡。在上世紀80年代初，如何解決交通、路線等問題成了早期民間戶外運動和地質學科的共同話題。
雙槍老太婆：
想辦法第一解決交通問題，先坐公共汽車，也沒有那麼多班車，特別少，一天只有一趟，或者隔一天才有一趟，剩下的路程，搭人家拉菜的大卡車坐在茄子中間，然後就是拖拉機，坐馬車，坐驢車，牛車，什麼都有，凡是想象得到的交通工具全部得用上。
而楊聯康徒步考察黃河的計劃要進行起來更是困難重重。這將跨越數個大省，交通工具的缺乏僅僅是次要的問題。
楊聯康：
我走的時候情況和現在是應該説是相當不同，一開始我從家裏頭也帶了一部分錢，但是最主要的是全國糧票，當時如果沒有全國糧票的話就走不了黃河全程。另外一個呢，就是需要證明信。這個證明信是比糧票還重要的事情。實際上我到黃河源頭的時候，還受到了檢查，當時公安局就弄不清楚我到黃河源頭去做什麼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人們還是習慣著工人做工，農民種地，知識分子監守自己的崗位。楊聯康隻身一人來到黃河源頭的舉動自然引起了當地公安部門的懷疑。
楊聯康：
當地的公安局長，後來是我的朋友了，他也聽不太懂，他説你有什麼證明，我説這樣吧，你先想法看一看報紙。我要來考察黃河的事情，我們國家，包括人民日報啊光明日報啊很多報紙都已經登過了。這個我説你可以去看一看。
第二天，公安局長果然拿來一本雜誌找到楊聯康。
楊聯康：
他説這個是你吧，這裡頭確實寫到了你要來考察黃河。但是考察黃河過去沒有人從頭到尾這麼做過，這是需要證明的，我給你寫個證明吧，他就用藏文給我寫了一個證明，這證明怎麼寫的呢？就是説楊聯康確實是地質部的科技人員，他要來考察黃河，限于黃河3公里範圍之內考察，也就是説我往下考察的時候，只能在離黃河3公里的範圍之內進行。
正是公安局長的一紙證明，讓楊聯康的考察計劃一路都高挂上了綠燈。但這只是計劃前提之一，和當時那些寂寞的穿越者一樣，楊聯康在徒步黃河的考察中，獨自感悟著自然魅力，也獨自面對著自然的考驗。
楊聯康：
你比如説我在龍羊峽走，龍羊峽那裏山很高，我要下到它的谷底，本來沿著溝下來的時候，就是很多的碎石，形成的碎石堆，往下走一步，碎石就跟著滑下來一步。然後一直下到谷底，如果再返上去，上一步碎石還是往下，這時候就是非常危險，這時候我心裏就在想，我可是一輩子沒做過壞事，就這樣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最後才小心翼翼的又回到了山頂。回到了出發的地方，
除去這樣的危險，比如説我走在內蒙古，內蒙古正是冬天結冰，我沿這個冰要過河，過河的時候越接近河中心的時候，河中心有水，這冰越薄，一下子我人就掉到水裏去了，當然我這人還是會游泳的，這時候我就趕緊想沿著冰再返回原路，返回的時候，沒想到往上扒一下，這冰就碎一大邊，這扒一下就碎一大邊，這個時候也是四處沒有人，所以我心裏又在想，我這輩子可沒幹過壞事，我這輩子可沒幹過壞事，這樣才小心翼翼的最後回到出發的岸上。
1982年 ，楊聯康徒步考察完黃河全程，第二年，他又開始徒步考察長江。這些經歷被無數的報刊雜誌和電視媒體作為科學新聞相繼報道出來。然爾這些報道在民間戶外運動愛好者的眼裏卻透露著另外一個世界的豐富信息。一些素不相識的人紛紛上門向楊聯康請教，他們請教的除了科學知識，更多的是關於徒步行走中的路線，交通，風土人情等信息。
楊聯康：
我有兩張照片，一張照片就是包括我們戶外運動剛剛興起的時候，這些奠基級的人，在我家裏合影，這包括誰，包括重走長征路的羅開富，包括騎車沿著邊疆萬里行的于涓涓，包括騎車重走徐霞客之路的付宗科，包括騎車從黑河騎到三亞的王邁這些人都是我們國家戶外運動剛剛興起的時候，就是奠基一級的人物。
1985年，一名來自四川的年輕人也來到了楊聯康的住處，他虛心的向楊聯康請教了一大堆關於長江的諸多疑問。楊聯康一一做了耐心答覆。幾天后，這個年輕人帶著許多寶貴的信息,拜謝過楊聯康後離開北京,返回四川。
時隔不久，從四川傳來一則消息：西南交通大學教師堯茂書獨自一人從長江源頭漂流而下，不幸在金沙江地區遇難。當年去拜訪楊聯康的那個虛心的青年正是堯茂書。堯茂書遇難之後引發的是轟動全國的1986年長江漂流和1987年黃河漂流，中國的民間戶外運動由此被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
責編：徐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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