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記憶》紀錄的是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産在當下的生存狀態。什麼是非物質文化遺産？在中國，大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産都是基於農耕或遊牧文明的産物，工業文明與農耕文明劇烈衝突，後者處於明顯劣勢，民眾生活方式嬗變，主要靠口傳心授方式傳承的非物質文化失卻了生存的土壤，不少非物質文化遺産也因此陷入技絕人亡的艱難境地。這類題材的製作難度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外部的播出環境變了。十年前，電視觀眾看這類用跟蹤紀錄或是調查手法傳達的人文教化，可能還覺得很有趣。但現在的傳播環境是一個眾生萬象、喧囂嘈雜的時代。觀眾是一群有方向沒目標，有行動沒原則，享受信息、不接受結論的人，他們需要更大的刺激。而“瀕危”二字本身也説明某些非物質文化遺産的核心內涵早已遠離主流大眾，遠離現實生活，難以激發體驗，喚起共鳴。

　　其次是在選題的甄別上。如果要拍攝這類題材，最好的目標應該是頂級的文化資源如故宮、長城、黃河、長江等，因為它們在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中居於核心地位，影響深廣博大。但我們面對的是一群式微的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産。也不是説，它們就一定沒有影響力，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從眾多的瀕危非物遺項目中找到最適合電視表現的題材。最近兩年，我國申請立項、列入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項目就有數百項之多，其牽涉到的地域之廣，民族之多，類型之複雜，表現形態之多樣是一般選題所不具備的。那麼在有限的時間和投入之下，拍何者？不拍何者？

　　一時間，我們的製作團隊也陷入兩難境地。

　　非物質文化遺産中積澱著人類文明的智慧和經驗，擔負著保持民族文化獨特性和維護世界文化多樣性的雙重職責。它所蘊含的某個區域內、某個族群的獨特的思維方式，是捍衛國家文化主權和維護國民文化身份、保證國家文化安全的基本依據，並對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産生著關鍵的影響。多年以來，電視從業者一直在呼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果沒有了民族特徵，缺乏了民族記憶和精神，過去的呼籲是否是一句空話？顯然，用影像紀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曾經的記憶、曾經的榮耀，是我們無法回避的使命！

　　擺在面前的就是如何知難而上，好在方法總比困難多。

　　很多時候製作者可以把這個片子要拍攝的內容講得非常清楚，但要回答為什麼要這麼做，卻很困難。我們談論的大多都是節目的內容，並不是對這個問題或現象本身的認識。我們反感被教化，自然也明白在節目中尤其是在人文紀錄片中出現教化的嘴臉是如何面目可憎。

　　但在製作《中國記憶——瀕危非物質文化調查》節目時，我個人的疑惑是，如何讓這些式微的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喚起觀眾最大的熱情和關注，我們是否還是應該從遺産本身的文化內涵和該項遺産在這個民族歷史發展中的意義及價值上作深度探討和挖潛？反思一定會讓節目打上教化的標簽嗎？反思被異化的癥結在哪？

　　我以為故事化是一個節目的外在風格，對事物的基本態度是節目的內在風格。一個編導應該有自己對事物的認知，這樣才能形成這個節目的內在風格。《大國崛起》就做到了這一點。尤其是對於觸及文化認同和文化自覺這個宏大命題的《中國記憶》來説，反思是必要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讓自己對事物的認識變成絕大多數人的共鳴。

　　我以為製作者首先需要把自己打開，能夠和學術界建立一個互通、合作與分享的關係。紀錄片的導演不可能同時是專家，也不可能同時處理那麼多的專業信息，這就需要在利用學術界的資料、觀點建立判斷候，專家既可在節目出現，也可以僅以其觀點獻身，但它們都是敘述的一種結構，可以成為提供不同視角和敘述的資源。編導在這整合各種信息的基礎上，思考怎樣用影像去體現、推動或者是存疑。否則封起門來自行其道，節目就很難體現時代精神。

　　有觀點説，“紀錄片是把光投到黑暗的地方”。“黑暗的地方”是什麼？是不為人所知的歷史。在這些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産的背後，有多少不為人所知的歷史？把這些黑暗的地方照亮，讓隱藏的歷史和生活的秘密敞開和豁亮，使其有價值的東西不被時間所沉淪——這就是我在《中國記憶——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産調查》節目創作中的期待。

責編：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