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中國記憶》這一系列節目定位為“人文紀錄片”，從某種意義上説，它就有點類同於國外定義的“影像人類學”範疇。實際上，我們選擇的題材正是與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産有關的人和事。而在創作過程中，我們一直在思索一些問題：該講人的故事？還是打入歷史背景完整介紹遺産本身？該客觀記錄傳人和遺産的生存狀態？還是冷靜評述客觀反思？

　　此外，從這一系列片策劃之初，就有很有人表示擔心：一想到人文紀錄片，就會聯想起國內早先年創作的那些拍攝時間漫長、節奏緩慢的紀錄片作品。這些作品雖然在業內好評如潮，至今仍然作為高校紀錄片課程的教科文本，但是作為電視臺的欄目，我們是“每人頭上一把刀”，這把刀就是收視率。於是，我們開始擔心，這套片子會不會收視率不好？

　　我們做了各種嘗試，30期節目當中各有側重，也算是因選題而異。

　　但是，節目全部製作完成之後，我們開始反思，如果説人文紀錄片是一種類型片，到底什麼才是它的類型化特徵？

　　在這片文章中，我以自己創作的一部片子為例，試圖尋找人文紀錄片的創作規律。

　　這部片子是《老腔進京》，用客觀紀錄的方式，記錄了幾個來自陜西民間的老腔藝人，在為北京的演唱會排練的過程前後，發生的爭吵、矛盾，以及內心的掙扎。

　　（1）人物的性格在事件中凸顯

　　《老腔進京》是我傾注比較多情感的一部片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被片中的主人公張四季—— 黃河岸邊一個小村莊的農民藝人對老腔的激情所打動。在最後成片中，這個人物也是片子中分量最重的一個，而整個片子的敘事是以一個完整的事件為線索的。

　　來自陜西華山腳下的老腔藝人要在北京開一個演唱會，為此，他們開始了緊張的排練。期間，張四季和戲班子裏的其它人矛盾不斷。

　　其中有一場這樣的戲份：在排練一首打擊樂曲的過程中，張四季敲的馬鑼兒每次循環的次數都不一樣，戲班子的負責人幾次叫停，對張四季提出批評。隨著排練一次次中斷，戲班子裏的其它人也變得不耐煩起來。黨鞍華生氣了。最後，在一次休息之後，黨鞍華換下了張四季。

　　這是一個連續的事件，其中有幾次明顯的情節轉捩點。張四季作為這一事件的經歷者，他在每一次情節轉捩點的時候，都面臨著選擇，而人物的性格就在他作出選擇的時候顯現出來。

　　在我的這個片子裏，張四季被換下後的那次表現非常顯眼。排練重新開始，馬鑼兒的敲擊聲響起，我們的攝像機透過曾經掌握在張四季手裏的馬鑼兒靜靜地對著他的臉，他楞了一會兒，突然跑到戲班子負責人黨鞍華面前，想要奪過他手裏的鉸子（一種樂器）。黨鞍華往旁邊躲了一下，張四季又奪，黨鞍華又躲，張四季只好回到一旁的座位上。鏡頭從前景的馬鑼兒慢慢推上去，意外的情景出現了：張四季抹起了眼淚。

　　演唱會進入實地綵排階段，張四季雖然一度被冷落在一旁，但是依然滿腔熱情，因為節目當中有一首他敲板凳的戲，最終他激情的敲擊獲得了觀眾最多的掌聲。

　　至此，雖然解説並沒有對主人公張四季進行過多的評述，四季的性格在事件中自然地凸顯出來。

　　（2）群落的命運感在個體中凸顯

　　人文紀錄片只所以具有研究價值和保存價值，絕對不是因為它講述了動人的故事，故事只是糖衣，真正能震撼或打動人的是裏麵包裹的東西。那麼，什麼是包裹在裏面的“核兒”呢？

　　我認為，應該是一個處於一定環境下的群落的整體命運。

　　具體到我們這個片子裏面，就是一項遺産的傳人的整體命運。

　　但是，故事化的敘事決定，這種群落的整體命運只能在個體經歷中呈現。

　　在我的《老腔進京》裏，結尾有這樣一個段落：張四季回到家鄉，找到他7歲的小孫子，想説服小孫子跟他學習老腔。小孩兒吸溜著鼻涕一臉不情願的樣子。

　　張四季從褲兜裏掏出用報紙包起來的幾張皺巴巴的人民幣，對吸溜著鼻涕的孩子説：“唱兩句，爺給你一塊錢，能行不？”

　　蒼老的聲音和孩子稚嫩的聲音交替在古老的村莊裏響起來：

　　“一里走過桃花店，二里走過杏花村。”

　　作為一項依靠口耳相傳來傳承的遺産，老腔的命運在這一場景裏得到了故事化的體現。

　　綜上所述，其實我想説的只是一句話，那就是：人文紀錄片的類型化特徵就是人類學範疇的故事化敘事。

責編：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