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高僧鑒真十年東渡，赴日傳法，建唐招提寺，以“一衣帶水”比喻中日兩國，堪稱促進文化交流的巨匠。鑒真的生平介紹並不難找到，但是，其中對於鑒真東渡以後在日本的情況，記載並不很多。而中日文獻中，即便是鑒真的東渡，也頗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從這些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鑒真。在這位高僧的生涯中，似乎有五個話題，可以視作“謎”來解一解。

　　■謎之一：鑒真到底東渡了幾次？

　　鑒真東渡，歷時十年。第一次東渡，日方紀念鑒真的文獻《挑戰與挫折的十一年───六次渡日大作戰》中記載是天平15年(743年)，鑒真借拜訪天台山之機前往日本(當時唐玄宗愛惜鑒真才德，沒有批准他東渡的要求)。鑒真的弟子向港口的官員報告前來邀請鑒真的日本和尚實為海盜，於是在官府干預下，東渡胎死腹中；第二次東渡則是743年年末，購買了軍用船，鑒真一行包括工匠等85人從揚州出海，在狼溝浦遭遇巨浪，危急中鑒真鎮定自若，高誦經文───這對於海潮未必有什麼作用，但確實安定了眾人的情緒，終於將船駛回；第三次東渡在744年，當地傾慕鑒真的士紳不願他冒險出發，再次舉報日本和尚榮睿和普照是海賊，於是倆日本和尚又被捕，經過鑒真搭救，才以“病死”為名，脫身逃走；第四次東渡在744年，由於長江一線出海控制較嚴，鑒真前往福州出航，這一次他的弟子再次向官府報告師父的計劃，鑒真被官府送還揚州，日本和尚逃亡；看到弟子和崇拜者因為愛自己而阻撓東渡，鑒真花了幾年時間做通他們的工作，于748年第五次東渡，這次很不幸，遇到颶風，船被吹到了海南島，歷時一年才返回揚州，負責邀請的日本僧人榮睿病死，鑒真也因病雙目失明；753年，65歲的鑒真第六次東渡，乘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返回的船隻，終於到達日本。

　　中方文獻內容大同小異，但有鑒真七次東渡的説法。其中多出的一次東渡，是在743年年末，有人認為當時鑒真于12月乘船東下，在狼溝浦遇險後，返回下嶼山，第二年曾經再次出發，結果在桑石山海面再次遇到暴風，只得退回。因此應算作兩次東渡。

　　究竟鑒真的東渡應該算六次還是七次呢？在日本，我採訪了日本教育學者濱崎昭先生。對此，濱崎先生的解釋是雙方在史實的認定上並無歧義，採用不同數字是文化背景造成的。日本，七的發音為“XIQI”，與“死”的發音接近，不太吉利，而六則是吉利數字，因此説鑒真“六次東渡”。中國的“七”並無這樣的發音避諱，而佛教有“七級浮屠”的説法，所以使用了“七次東渡”，也是吉利的意思。

　　■謎之二：日本為何執意邀請鑒真東渡？

　　鑒真東渡前，已經有洛陽大福先寺的道睿禪師等唐朝僧侶受邀東渡，日本為何還要執意邀請鑒真呢？而且，到達日本後，鑒真的地位遠高於同時代的其他東渡僧侶，無論其來自中國、印度還是百濟，他為何獲得如此尊崇的地位呢？

　　這是因為當時日本從唐朝邀請高僧東渡傳法，主要是為解決日本僧侶戒律不嚴的問題。日本民間普遍採取自誓自願的方式出家，對於戒律的理解也五花八門。也就是説，任何人只要自己願意，就可以宣佈自己是和尚，而且沒有什麼戒律約束，該怎麼過還怎麼過，這和尚當得也太自在了。日本當時官民都對佛教很推崇，但對這樣隨意的僧侶又覺得不能信任，於是，就産生了嚴格戒律，用受戒的方式規範僧侶的要求。

　　大多數僧人都要經歷受戒的儀式，不過，由於派別不同，受戒的內容也很不相同。一般僧人常受的有五戒、八戒、十戒等，而最為嚴格的大乘佛教徒，要受二百五十戒，稱為“具足戒”，也只有自己受過戒的僧人，才可以為其他僧人受戒。這種嚴格的戒律日本當時無人了解，所以決心到中國聘請高僧。鑒真與其他赴日僧侶不同，他是一名真正受過“具足戒”的僧人，而且在赴日之前，已經為四萬名僧侶受戒，正是日本方面尋找的理想對象。

　　今天日本的佛教流派中，大多數都不排斥吃肉娶妻。而鑒真創建的唐招提寺中的律宗寺僧，依然是日本除臨濟宗總壇以外僅有的嚴守戒律的僧侶。這也算是鑒真給日本佛教界留下的一大遺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