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俗的力量“鄭孔門前不掉頭”

　　袁枚多次談到習俗的力量。比如，在《答戴敬延進士論時文》中，他説：習俗對於人的影響大極了！秦孝公廢除井田制度，百姓怨恨。王莽恢復井田制度，百姓也怨恨。趙武靈王改用胡人服式，百姓不服從；北魏孝文帝禁用胡人服式，百姓也不服從。這些都是習俗囿人的結果。

　　由於深諳習俗囿人之弊，所以，當他的弟子黃生放棄長期以來的詩文寫作，轉而致力於考據時，袁枚特意寫了《再答黃生》一文，一針見血地指出：黃生並非內心真愛好考據，只是因為受到風氣的影響，羨慕高雅博大的虛名，故匆匆忙忙地想做個考據家。我想，黃生讀了此文，一定是大受震動。

　　乾嘉年間，考據這門學問，確實如風起雲涌般盛行一時。其原因有三：一是乾隆皇帝反對讀書人以天下治亂為己任。本來，以天下為己任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可乾隆皇帝卻説：士大夫以天下治亂為己任，把皇帝放到哪兒去？“此尤大不可也”。於是乾嘉學人都趨於訓詁考訂一途，以古書為精神上的逃避之地。二是清初文字獄盛行的影響所致。康熙年間的莊廷、戴名世案，雍正、乾隆年間的查嗣庭、呂留良、徐述夔等案，造成大批學者文人慘遭迫害或屠殺。讀書人人人自危，不敢發表史論，以免觸犯時諱；不敢多寫詩文，怕招來橫禍。惟有考據較為安全。三是《四庫全書》館的設置。這一歷史性的重大文化工程，説明漢學已經取得勝利，擅長考據的，往往名利雙收。在這種學術格局中，不少人趨之若鶩，遂成風氣。

　　乾嘉考據學風盛行，能不受其牢籠者極少。據我所知，有兩位應該特別加以表彰。一位是浙東學派的史學大師章學誠。他説“時人以補苴襞績見長，考訂名物為務，小學音畫為名”，但他自己卻獨立於風氣之外，大量撰寫綜合性的史論，必欲成一家之言。何以要為舉世所不為呢？無非因為自己在綜合性的史論方面，確有心得。章學誠注重的是保持精神追求的獨立性。另一位特立獨行的當數袁枚。他有一首《遣興》小詩，頭一句便是“鄭孔門前不掉頭”。鄭，指鄭玄；孔，指孔安國。鄭、孔都是著名的漢學大師，而袁枚對他們卻不屑一顧。在誌怪小説《麒麟喊冤》中，袁枚更對鄭玄大加諷刺。該故事説鄭玄署理“文明殿”功曹期間，生造《禮記》注疏，編了一套刻板荒謬的古禮法，諸如“天子冕旒必用玉二百八十八片”，“祭天地必服大裘”，“郊天必剝麟之皮蒙鼓，方可奏樂”等等，以致“天子之頭幾乎壓死”，“郊天一回，必殺一麒麟”，最後，皇帝被惹怒了，禁毀《禮記》注疏，並撤了鄭玄“文明殿”功曹之職。故事的宗旨顯然是諷刺漢學的迂闊妄誕，不近人情。而《再答黃生》這封信，還對考據學家的委瑣給予了嘲笑。袁枚借用支遁的話，挖苦他們頭戴臟帽，身著粗布單衣，挾著一部《左傳》，可憐兮兮地跟在鄭玄車後，不過是一副臭皮囊。在舉世崇拜漢學的風氣中，敢説這話是需要膽識的。

　　袁枚的《再答黃生》，除了表現出過人的膽識外，那種設身處地為黃生著想的深厚的人情味也令人感動。他提醒黃生：做考據，沒有書籍不行。可你是貧窮的書生，不可能把天下的書籍都買來，偶然得到幾種，肯定是極普通的版本；即使借到一些，也如同俗語説的“販老鼠賣青蛙，絕對成不了大戶人家”。這是説理，但蘊含其中的師生之情，卻如醇酒一般濃郁，以至讓後人讀了仍不勝感懷。

（作者陳文新單位：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責編：戴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