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代》週刊從1923年創刊開始，每期的封面都會選擇一個主題，以人物為主，它們代表著當時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

　　將近80年時間裏，陸續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的中國人有：吳佩孚、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汪精衛、溥儀、宋美齡、宋子文、陳立夫、陳誠、吳國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羅瑞卿、陳毅、李富春、達賴、林彪、江青、鄧小平等。

　　中國的歷史和人物是怎樣被《時代》介紹給世界的？ 《書摘》試選一二以饗讀者，文摘自《封面中國 美國《時代》週刊講述的中國故事（1923-1946）》。

　　封面中國人物背後的中國情結

　　第一個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的中國人是北洋軍閥吳佩孚，時間在1924年。此時，他的威望與權利正處在顛峰，直奉軍閥則正在交戰。從此，每一次中國封面人物的出現，都伴隨著當時的風雲變幻。

　　1924年9月8日美國《時代》封面上的吳佩孚

　　蔣介石1927年的首次出現，伴隨著中國大革命的大起大落；馮玉祥1928年的出現，伴隨著蔣馮聯盟的形成；溥儀1934年的出現，伴隨著“滿洲國”的成立；蔣介石宋美齡1938年聯袂成為年度人物，伴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展開；陳誠1941年的出現，伴隨著重慶大轟炸艱難的日子；毛澤東1949年2月的首次出現，伴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崩潰、共産黨新政權的開始；周恩來1951年的首次出現，伴隨著朝鮮戰爭的進程；羅瑞卿1956年的出現，伴隨著1955年肅反運動的結束；李富春1961年的出現，伴隨著“三年災害”後經濟政策的調整；林彪1966年秋天的出現，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鄧小平1976年年初的首次出現，伴隨著他的復出以及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來；江青1977年的出現，伴隨著她的失敗和“文革”的結束；1979、1986年鄧小平兩度成為年度人物，伴隨著中國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行程；鄧小平1997年的最後一次出現，伴隨著他的去世和20世紀即將結束；在長達6年的空白之後，2003年春天再次出現的則是一個戴口罩的普通中國人，伴隨的是SARS肆虐神州大地……

　　一個個封面人物把漫長歷史斷斷續續地串聯起來，成為今天描述中國的一種特殊線索。

　　根據不完全統計，從1924年吳佩孚第一次出現，到2003年SARS封面，《時代》上的中國封面人物約為50多人次。如果把與中國事件有關的外國人包括在內，如抗戰期間的史迪威、陳納德，國共內戰時期的馬歇爾，1972年首次訪華的尼克松，大約為60多人次。

　　列努斯的《誰在〈時代〉封面上？》，集中研究了1923-1977年間《時代》封面人物。

　　從個人出現次數的統計排序來看，中國人物也頗為重要。毛澤東，12次，名列第12；蔣介石，10次，名列第17；周恩來，8次，名列第22。列努斯的統計只到1977年，鄧小平第一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是在1976年，在隨後的20年裏，他先後共出現了9次。他的排序也比較靠前。

　　女性在封面人物中的比例很小，中國封面人物中有兩名女性，一是宋美齡，一是江青。根據列努斯統計，截至1977年1月，全世界只有5位女性出現過4次或4次以上。宋美齡先後出現過3次，顯然屬於出現頻率較高的女性之一。同時，她還以蔣介石夫人的身份作為年度人物在1938年出現過。而截至1977年，只有4次選定女性為年度人物，另外3次分別是：1936年度人物辛普森夫人（溫莎公爵夫人）；1952年度人物伊麗莎白女王二世；1975年度人物為12位女性。

　　鄧小平短短幾年間，先後成為1978年、1985年的年度人物，是當時最為引人注目的焦點，這在《時代》歷史上也是少有現象。

　　盧斯及其創辦的《時代》對中國的關注，無疑與20世紀初美國把關注的目光轉向亞洲、轉向中國密切相關。早在盧斯的父輩們來到中國傳教時，美國政治家、商人就注意到了中國這個東方古國潛在的巨大市場，他們一直關注並試圖影響中國在歷史變化過程中的走向。

　　“中國最強者”亮相

　　一個中國軍閥的肖像，出現在1924年9月8日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上。照片下面有兩行説明：

　　GENERAL WU（吳將軍）

　　“Biggest man in China”（中國最強者）

　　吳將軍就是吳佩孚。照片拍得很藝術，光頭吳佩孚，身著戎裝，臉微微朝左，兩眼炯炯，凝望前方，看上去躊躇滿志，胸有成竹。“將軍”在這裡譯為“大帥”，更為妥貼。吳佩孚──當時人們習慣稱他為“吳大帥”，與他對立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則被稱作“張大帥”。

　　此時吳佩孚作為一代梟雄，其威名正處於巔峰。他所控制的直系勢力，北至山海關，南至上海，影響著大半個中國。9月8日的這一期《時代》出版時，在中國南方，直系軍閥與皖系軍閥為爭奪上海控制權，正在上海爆發江浙戰爭；在中國北方，直系軍閥與奉系軍閥為爭奪北方控制權，第二次直奉大戰一觸即發。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大戰中，吳佩孚率領直系軍隊大獲全勝，奉系軍隊撤回關外。此次，吳佩孚再度坐鎮北京，調遣25萬大軍與奉系交鋒。即便遠在美國，《時代》的創辦者盧斯也很清楚吳佩孚作為直系軍隊統帥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分量：一個叱吒風雲的人物；一個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舉足輕重的強者。

　　“督軍”這一名稱本已不存在，但《時代》沿用舊稱。不過，為了讓讀者了解中國的這一特殊歷史稱謂，《時代》特地做了注解：“督軍是省的軍事統治者，或者説，更流行的稱謂是軍閥。他們是滿清的一批總督後轉而贊同共和，且權力未變。準確地説，現在已沒有督軍，此官位已在1923年取消。”從這條注解可以看出，《時代》對中國情況十分熟悉，估計應是盧斯本人所寫。但注解一處有誤，督軍這一官職在1914年取消，改稱將軍，而非1923年。

　　其實，對於西方列強來説，此時更讓他們密切關注的，不是直奉大戰一觸即發的山海關，而是上海。這裡是遠東最大的通商口岸，這裡有外國租界和數以萬計的外國人，江浙戰爭一旦打響，列強諸國的商業利益是否會受到損害？外國公民的生命是否會受到威脅？這些問題才真正牽動著他們的神經。

　　一個巧合，吳佩孚和《時代》週刊的創辦者盧斯，兩個人居然都出生在中國山東的登州（今蓬萊）。吳佩孚，1874年；盧斯，1898年；時間相距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