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有一個三希堂。這不足六平方米的養心殿西暖閣，曾經是整個紫禁城的“藝術中心”──一生愛好書畫、坐擁江山之富的乾隆皇帝，把他最心愛的三件書法珍品就存放在這裡。
故宮三希堂
在千里之外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也有一個“三希堂”，故宮“三希帖”中最有名的一件──書聖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已經在海峽對岸靜靜度過了五十八年的時光。
《快雪時晴帖》什麼時候離開了故宮？“三希”為何會分開，又各自經歷了怎樣的顛沛流離？這一切，還要從八十三年前，末代皇帝溥儀出宮的那一天説起……
最是倉皇辭廟日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1924年11月5日，肅穆的紫禁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之中。
“那天上午，大約是九點多鐘，我正在儲秀宮和婉容吃著水果聊天，內務府大臣們突然踉踉蹌蹌地跑了進來。為首的紹英手裏拿著一份公文，氣喘吁吁地説:‘皇上，皇上，……馮玉祥派了軍隊來了！還有李鴻藻的後人李石曾，説民國要廢止優待條件，拿來這個叫，叫簽字，……’我一下子跳了起來，剛咬了一口的蘋果滾到地上去了……”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
紹英遞上的公文是《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條件”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紹英傳達的另一句話:“他們説三小時內要全部搬出去！”
妃嬪、大臣、太監、宮女們聞訊頓時亂作一團:敬懿和榮惠兩位老太妃寧死不走，醇親王載灃除了發呆沒有其他反應，婉容的父親榮源嚇得鑽進禦花園“躲炮彈”，怎麼也不肯出來。
……
而就在這樣混亂的情況下，溥儀居然沒有忘記一件事──他派人到養心殿西暖閣，把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偷偷捲進了要帶出宮的隨身行李裏。
《快雪時晴帖》原是書聖王羲之寫給友人的一封短信:
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短短的四行二十八字，卻是歷代文人頂禮膜拜的“聖物”，被稱為“二十八驪珠”。
其實，此帖並非王羲之的真跡，大收藏家張伯駒直言不諱:“《快雪時晴帖》為唐摹，且非唐摹之佳者。”但此帖之上有趙孟?\的題跋，而乾隆帝一生最推崇趙孟?\，自然視“快雪”為至寶，命為“天下無雙，古今鮮對”，在上面題字、題詩多達七十余次，又把養心殿西暖閣改名“三希堂”，將《快雪時晴帖》與王獻之《中秋帖》、王?《伯遠帖》一齊放置在內，時時賞玩。
民國成立之後，同樣喜好書畫的溥儀自知不能久居宮中，就打起了“盜寶”的主意。他以賞賜弟弟溥傑的名義，將故宮文物大肆偷運出宮，兄弟倆幾乎一天不停地忙了半年多，把《清明上河圖》和《資治通鑒》原稿等等眾多國寶卷回了醇王府。幾年之後，人們在養心殿內找到了“賞溥傑單”，發現自1922年7月13日起，溥傑先後把1285件歷代書畫精品、68冊宋元善本帶出了故宮，僅那年的十一月初八一天就“賞”出了26件之多！此外，溥儀還常常讓身邊的近臣選擇中意的書畫加以賞賜，閻立本的《孔子弟子像卷》就是以這樣的方式流出故宮的。
幸運的是，作為整個紫禁城內最有名的書法作品，“三希帖”被眾多眼睛死死盯著，溥儀不敢貿然將它們也“賞”出宮去。直到不得不離開紫禁城的那一天，匆忙之間溥儀只來得及選擇一樣文物帶走──他選擇了《快雪時晴帖》。
溥儀最後的一次盜竊沒能成功。他的行李運出神武門之時，守城士兵搜出了“快雪”，寶帖在最後一刻倖免于難。
當時接管故宮的是“清室善後委員會”，被查扣的《快雪時晴帖》送到面前，見多識廣的專家們一時竟有些不知所措:此時軍隊尚未撤離，到處一片混亂，原物歸還養心殿的話，唯恐國寶得而復失。後來擔任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莊尚嚴先生也參加了善後委員會的工作，據他回憶，大家討論之後，派人到東交民巷買了一個有暗鎖對字的大保險櫃，放在神武門西邊一間叫不上名字的“他他兒”(小屋)之中──這裡是善後委員會的辦公地點，夜裏有士兵看護，是當時紫禁城裏唯一日夜不鎖門的地方。大家將“快雪”鎖在這個大鐵櫃裏，內上暗鎖，外加封條，櫃裏還放了本小冊子，以後何人、何時、因何故打開這個櫃子，都要在冊子上登記。密碼鑰匙則由善後委員會的委員長李石曾親自保管。
《快雪時晴帖》被清室善後委員會當成故宮的頭號寶貝嚴密保護了起來，那麼，《中秋帖》與《伯遠帖》的下落又如何呢？皇室成員全部搬離故宮後不久，負責點查文物的委員會成員打開了養心殿的大門──莊尚嚴清楚記得，在起居室南窗下的炕桌上，溥儀出宮之時錯記成是在儲秀宮吃的那半個蘋果還靜靜擺在那裏，而“三希堂”裏那兩件寶帖已經全然沒了蹤影。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
王獻之《中秋帖》
1928年6月3日，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易培基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此人是張作霖的手下，前來索要一件張大帥心儀已久的寶貝──《快雪時晴帖》。
故宮文物全部為國家所有，哪有送給個人的道理？但易培基深知張作霖勢力極大，也不敢斷然拒絕，他指著那個鎖著《快雪時晴帖》的保險櫃編了個謊話:“文物在這個櫃裏，但是櫃子的三把鑰匙由三個人分別保管，其中一把在馮玉祥手裏。”因為當晚張作霖就要離京趕赴瀋陽，現找人開櫃子是來不及了，來人只得悻悻而歸。
十幾個小時之後的6月4日清晨，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瀋陽郊外的皇姑屯。
消息傳來，易培基心驚不已:他一方面慶倖“快雪”僥倖逃過一劫，另一方面，東北日漸緊張的局勢也讓他越來越擔心故宮文物的命運。
此前短短六十餘年間，中國的皇家文物已經歷過兩次浩劫:1860年，英法聯軍將“萬園之園”的圓明園付之一炬，1900年，八國聯軍又洗劫了紫禁城和中南海──中國最早的卷軸畫《女史箴圖》從此流落海外，世界上最大最早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毀於大火之中……戰爭是文物最大的災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從那時起，將故宮文物遷到內地的想法就已經在易培基等一大批故宮人的腦海裏萌生了，而三年後“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更加堅定了大家將文物南遷的決心。在徵得國民政府的同意後，1932年夏秋之際，故宮博物院開始秘密篩選館藏文物中的精品打包裝箱，隨時準備啟運──《快雪時晴帖》自然首當其衝。
“秘密”裝箱實屬無奈之舉──後來擔任故宮博物院院刊主編的劉北汜先生説，當時社會輿論普遍反對文物離宮，認為國家風雨飄搖之際，文物南遷必然動搖人心。且古物“一散不可複合”，一旦離開故土，重歸之日就是不可預知的了──而故宮文物後來的命運，也證實了人們的擔憂不無道理。
1933年1月3日，日軍攻入山海關，戰爭的烽煙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六天之後，故宮博物院召開理事會，正式決定自1月31日起，將國寶分批遷往上海。
報紙上文物南遷的消息迅速在民眾中掀起了反對的聲浪。年輕的那志良那時剛進故宮工作不久，他後來回憶説:“有時有人打電話來，指明要找哪個人，然後問:‘你是不是擔任押運古物？’接著又説:‘當心你的命！’又有人説，在起運時，他們要在鐵軌上放炸彈……”
1月23日，前故宮古物陳列所所長周肇祥組織民眾在太和門前集會，公開表示要以武力阻止文物南遷。由於周肇祥煽動運輸工人罷工，1月31日那天，第一批文物已經全部裝車，最終卻一件也沒能運出紫禁城。
一介書生的易培基越來越難以控制局面，他只得緊急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拍了一份求助電報:“倘地方政府不積極負保護之責，物品一齣宮門，即恐發生意外。至個人危險，早置之度外……”
2月3日，宋子文電令北平市長周大文，暫時拘捕周肇祥，國民政府同時勸解民眾:“國亡尚有複國之日，文化一亡，則永無補救。”最終確定在2月5日，將第一批文物運往上海。當時擔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的莊尚嚴被指定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臨行前，莊尚嚴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邀請，要在家中設宴為他餞行。
請客的人叫郭葆昌，號世五，從前是袁世凱的“賬房先生”，官拜九江關稅監督，當年袁世凱為紀念“登基”而燒制的那批落“居仁堂”款的所謂“洪憲禦瓷”，就是他一手籌劃燒制的。郭世五本人是個大收藏家，尤其對瓷器深有研究，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還聘請他擔任過專門委員會瓷器部門的委員。
與莊尚嚴同去赴宴的還有他的兩位恩師──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馬衡和古物館館長徐森玉。據莊尚嚴回憶，“那天吃的是一頓別致的火鍋……飯後並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觀賞，其中赫然有中秋、伯遠二帖。”
《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獻之的作品，米芾在《書史》中盛讚此帖“運筆如火著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通常認為，現在傳世的這幅《中秋帖》並非王獻之真跡，恰恰是米芾所臨。
《伯遠帖》則是王羲之的侄子王?所作，此帖是“三希”中唯一的真跡，也是東晉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跡。啟功先生對《伯遠帖》十分推崇，作詩讚曰:“王帖惟余伯遠真，非摹是寫最精神。臨窗映日分明見，轉折毫芒墨若新。”
久藏深宮的“二希”怎麼會落到郭世五的手中呢？原來，溥儀出宮之時，跟隨他身邊的只有后妃二人，敬懿和榮惠兩位老太妃則是在十六天后才搬出故宮的。而在此之前，敬懿已經偷偷把《中秋帖》和《伯遠帖》轉移到了自己的壽康宮，又在出宮的時候把它們帶回了娘家。因為“二希”名氣太大，敬懿不敢把它們賣到琉璃廠這樣的大古玩市場，而是叫親信太監把兩帖賣給了後門橋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品古齋”，郭世五就是在那裏和“二希”不期而遇的。
失蹤近十年的“二希”，竟在這麼個時候重新現身，莊尚嚴難以抑制激動的心情，“三希帖為人間至寶，人世間眾生蕓蕓，幾人能有機緣親臨目睹一面，而他個人居然獨擁其二，實在值得自負。”《快雪時晴帖》此時還沒有運出故宮，在莊尚嚴看來，“三希”重聚已經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郭世五並沒表示出這種意願，只是將兒子郭昭俊叫到身邊，當著三位好友許下諾言:“三希名跡，余得其二，可稱平生快事。然名物應歸國有，余暫守之，已立遺囑，將來與所收歷代名瓷，統捐故宮博物院中。”
1933年2月5日夜，從故宮到前門火車站全線戒嚴，一大批板車停在了神武門廣場上──世界文物史上絕無僅有的“國寶長征”就此拉開帷幕。“當時非常寂靜，除了車輛聲之外沒有任何聲音。沒人説話，也沒人唱歌，有非常淒涼的感覺。”後來終老于台灣的北京人那志良永遠忘不了那天的情景。臨行之時，那志良的嬸母送給他一份特殊的禮物──一包北平的黃土，老太太告訴那志良，這是家鄉土，帶上它，無論走到天涯海角，都不會忘記北平。
故宮首批2118箱文物就這樣被悄無聲息地裝上了車，又悄無聲息地離開了故宮，離開了北平。這批文物中的絕大多數，也如同押送它們的那志良一樣，一去不能回頭。
四天之後，滿載著故宮文物的火車緩緩駛入了南京下關車站。押運官吳瀛突然接到了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消息──改換目的地，這第一批文物，不去上海了。
原來，就在前一天，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國民黨元老張繼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上提出緊急提案，建議將故宮文物改運洛陽與西安，他的理由是──“古物運往上海，存入租界，受外國人庇護，是國恥。”
故宮文物遷滬原是宋子文的主意，而這次中政會開會的時候，宋子文恰好不在南京。張繼的理由冠冕堂皇，又讓人沒辦法反對。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來南京車站接車的時候通知吳瀛:列車暫時停靠在站上，先不要卸車。行政院已經打電報到洛陽、西安去了，如果回電説有地方存儲，立刻轉運過去。
要等多久？沒人知道。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傳達蔣介石指示:“主張把文獻館的檔案留在南京”，葉楚傖建議:“古物留南京，文物運開封”，又遭到于右任的反對……整整一個月過去了，2118箱國寶還是裝在火車裏，停在鐵軌上。那志良的一句話説得辛辣又辛酸:“這不是抬著棺材找墳地嗎？！”
直到3月中旬，宋子文回到南京，國民政府才最終決定:古物、圖書照舊運滬，文獻則暫留南京。
此後三個多月的時間裏，又有四批故宮文物先後運到了上海。包括《快雪時晴帖》在內的13000多箱故宮文物，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堂裏安然度過了四年的時光。
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難
王?《伯遠帖》
1937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機會，張伯駒在郭世五家中見到了國寶《中秋帖》和《伯遠帖》。
在中國收藏界，張伯駒是個不折不扣的傳奇人物:家境殷實的他千金散盡，將中國傳世書畫中最古老的“墨皇”──陸機《平復帖》和中國最早的卷軸山水畫──展子虔《遊春圖》收入囊中，又在解放後將兩件稀世奇珍分文不取獻予國家。張伯駒在他的書畫錄裏寫過這樣一句話:“予所收藏，不必予終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序。”
但張伯駒知道，郭世五買下“二希”的目的與自己不同，“其旨在圖利，非為收藏。當時余恐二帖或流落海外，不復有延津劍合之望。”他立刻請北平惠古齋的柳春農居間，與郭世五商談購買“二希”的事。信誓旦旦“名物應歸國有”的郭世五，竟然一口答應了下來，説好以二十萬元的價錢，將“二希”連同李白《上陽臺帖》、唐寅《孟蜀宮妓圖》軸、王時敏《山水圖》軸、蔣廷錫《瑞蔬圖》軸一併讓與張伯駒。
此時的張伯駒剛剛用四萬大洋從溥心?手中購得《平復帖》，資金一時難以週轉，只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下這批天價書畫，商定首付六萬，餘款一年付清。郭世五知道張伯駒是個君子，也就痛快答應了下來。
然而，就在那個夏天，“七七”事變爆發了。
由於金融封鎖，張伯駒的銀行賬戶被全部凍結，他全家也只能輾轉入秦，躲避戰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諾，張伯駒只留下《上陽臺帖》等四幅書畫帶在身邊，而將價值連城的《中秋帖》和《伯遠帖》原樣退還了郭世五。
與“二希”一樣，《快雪時晴帖》的命運也再次被戰爭改寫了。
1937年1月1日，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在上海存放了四年的故宮文物被全部運到那裏。然而僅僅八個月之後，日寇的鐵蹄就逼近了這座六朝古都，國寶只能面臨再次遷徙的命運。
1937年8月13日，日寇進軍上海。8月14日，第一批故宮文物在長江碼頭裝船，準備從水路運往漢口。這批文物只有80箱，卻是珍品中的珍品，《快雪時晴帖》也在其間。徐森玉和莊尚嚴師徒二人再次臨危受命，隨同命運多舛的故宮國寶踏上了漫漫西遷路。
據當時的工作人員回憶，文物運到長江邊時，東邊隆隆的炮聲已是清晰可聞。由於碼頭上擠滿了逃難的南京市民，故宮雇用的英國“太古輪”堅決不肯靠岸。緊急關頭，押運文物的故宮職員向大家説明了原委，逃難的同胞深明大義，立刻讓開碼頭，讓國寶先走。滿載文物的輪船順利逃脫了日寇的魔爪，難民們卻與古老的南京城一起等來了一場浩劫。
這之後，又有兩批共16618箱文物先後運出了南京，就在最後一箱文物運走後的第十天，南京大屠殺開始了。
此時，第一批80箱文物正在日寇的連天炮火中艱難前行，從漢口到武昌，從武昌到長沙，從長沙到桂林，從桂林到貴陽……短短半年時間，國寶輾轉了半個大西南。往往是文物前腳離開，存放地點後腳就遭到了轟炸。
1939年1月，這批國寶終於在貴州的安順縣城外找到了自己臨時的家──那是一個叫“華嚴洞”的天然溶洞，洞深壁厚，又不潮濕，且藏于密林深處，十分安全。此後的五年，縱使外界炮火連天，安順幾次告急，故宮文物也是安然無恙。
對於生長在錦繡叢中的徐森玉與莊尚嚴來説，貴州小城裏的日子無疑是漫長而難挨的。莊尚嚴的小兒子莊靈就出生在西遷路上，六十年後重回兒時生活的華嚴洞，莊靈對當年的艱苦還是不能忘懷:“那時父親和同事的薪水常常無法按時匯到，為此母親還得每天走好幾裏路到城外黔江中學去教國文，以補貼家計。當時吃的都是摻雜著谷殼稗子和石粒的‘八寶飯’，下飯的菜主要靠辣椒粉和醬油；穿的衣服全有補丁……”而已經年過六旬的文物大家徐森玉先生，就在一次搬運文物翻越山梁時摔斷了腿，從此只能依靠拐杖行走了。
然而，即使在這樣狼狽的“逃難”途中，故宮人也沒有忘記他們傳播文化的使命:1943年12月，《快雪時晴帖》被秘密送往陪都重慶，參加中央圖書館舉辦的故宮書畫展，運回安順途中，順道又在貴陽的貴州藝術館展覽了一次，都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有人做過統計，八年抗戰期間，顛簸在西遷路上的故宮文物一共展覽過五次，甚至曾經漂洋過海，來到了遙遠的莫斯科。多少一輩子不能走出家鄉小城的普通百姓，就這樣獲得了和國寶面對面的機會。
1944年秋天，就在《快雪時晴帖》回到華嚴洞後不久，貴陽、柳州相繼失陷，安順告急。80箱文物被迫又一次踏上了遷徙之路，這次的目的地是四川巴縣。
這是西遷途中最為艱難的一段路。路雖不長，但苦於蜀道之難，且這一路全是崇山峻嶺，多有土匪出沒，徐森玉、莊尚嚴一行人加了萬分小心，還是在出發後不久被西南最大的“袍哥”頭目截了下來。
徐森玉只得親自前去談判，説好任其“出價”，只求保得國寶平安。那為首的大“袍哥”只提了一個條件:要徐森玉將長子徐伯郊送來作自己的“徒弟”──徐伯郊當時正在上海的興業銀行供事，大“袍哥”要他來做人質，顯然是想放長線、釣大魚。
徐森玉聞言猶如五雷轟頂，但在愛子與國寶之間，他最終選擇了後者。徐森玉的外孫王聖貽曾聽徐伯郊説起過這段經歷，徐伯郊告訴他，接到加急電報，自己以為是老父親身體有恙，日夜兼程趕到安順才知道是父親拿自己作了“抵押”，“但是大舅舅深明大義，二話不説上山拜了大‘袍哥’。他見多識廣，又能言善辯，一上山就拍胸脯、打包票，説抗戰勝利後就給大‘袍哥’當乾兒子，以銀行家的身份保他們一世榮華富貴，哄得‘袍哥’們眉歡眼笑，沒多久竟放大舅舅下山了，還叫他轉告我外公:我保他此行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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