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離開海地之前幾個小時，跟臺裏做了最後一次視頻連線。都忘了這些天連了多少次線，但是好像每一次都有很多觀察和感悟想説。最後一檔連線結束，臺裏素未謀面但已經非常熟悉的節目編導接過信號與我通話，表示感謝和問候，其實這已經成為我們工作後的一個習慣，然而電話未挂，我的眼淚嘩地流了下來。

不知道為什麼。是一段工作結束後的感慨？這麼多天來精神壓抑的釋放？抑或充斥著一些對海地，對海地人的不捨……

當我冷靜下來時，我告訴自己，這一趟，我沒有白來海地。

一、完成記者使命

深入採訪對於我們來説不容易，地震發生一段時間以後，由於當地治安情況持續惡化、疫病隨時可能爆發，中國政府十分擔心在海地的中國人，包括中國記者的安全，因此，除了要求記者們必須住在維和部隊的營地以外，記者外出採訪受到嚴格的限制，即便是偶爾地獲得外出許可，也需穿上防彈衣，戴上鋼盔，去相對安全的區域，並由荷槍實彈的防爆隊員一同前往，同時在最短時間內返回。儘管這樣的做法大大保證了記者的安全，但與此同時記者喪失了很多一線體驗，身處海地卻又與世隔絕，不少媒體的記者對此感到非常焦慮。

幸運的是，由於電視節目的特殊性，我需要到美聯社的駐地進行衛星傳送，並借助他們的衛星線路進行視頻連線。通過多方申請，終於被允許可以出去，甚至可以在外過夜，因為我需要與北京的白天同步工作，做直播連線，但前提是只許待在衛星轉播的地方，不許出去亂跑。

作為一名記者，面對慘烈的自然災害和動蕩的社會局勢，我又怎麼能不把握好這難得的外出機會呢。記得防爆隊員開車把我送到直播點，剛一離開，我就偷偷雇傭一位會説英文的海地人，作我的司機兼嚮導兼法語翻譯，讓他帶我出去採訪。由於只有我一個人，只能硬把司機培養成臨時攝像，還好他非常聰明，一學就會，最難得的是他還會在我沒有下指令的情況下主動抓拍一些畫面以及特寫，我後來看片子的時候不住地感嘆，如果他能在電視臺工作，一定是一位非常好的攝像師。

不過，不得不承認，他帶我去的地方，都是極其“實在”的地方，而那也意味著在這些區域搶劫和槍擊事件頻發，衛生環境惡劣，各種危險因素交織在一起。實際上，我的心從頭到尾都是懸著的，但還要故作鎮靜。

記得在難民營中採訪、做出鏡，由於垃圾、污水無處處理，再加上很多屍體依然埋在附近的廢墟中，整個區域臭氣熏天，令人作嘔，帶口罩也無濟於事。我好幾次在出境時都想吐出來。而且那時正處於疫情暴發的前夕，深入高密度的災民區具有極高的風險，特別是踩在污水裏同災民近距離接觸。

有時，人需要去冒險。當我看到、聞到、感知到難民惡劣的生活環境；當我與排上千米隊伍領取物資的民眾站在一起；當我在難民營的中心區域揭開災民的鍋蓋看他們吃什麼；當我打開他們的帳篷看他們睡在哪；當我在海地的大街小巷體驗災後社會的運行方式；當我與災民們直接對話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當我驚喜地發現人們積極地生活、自救，小生意越來越多；當我把我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最鮮活的東西及時傳達給國內觀眾，就是在這些時候，我非常慶倖自己冒險的決定，因為我看到了一個真正的海地。

在海地的報道也讓我經歷了有生以來最具挑戰的直播連線和傳送過程。起初，美聯社將衛星設備設于機場，機場無形中成為了海地地震新聞中心，也成為我必須要去的地方。當然，這裡的機場不是指航站樓內，因為航站樓早已關閉，而是平常飛機所停靠的位置，也就是登機門外的地面區域。

不巧的是，海地機場因為救援飛機的集中抵達變成了全世界最繁忙的機場，超大型的軍用飛機來回起降，並停在距離直播區域不到20米遠的地方，噪音的強度足以讓人失聰。我做視頻連線時，自己説什麼完全聽不見，而為了聽清主持人的問題，還要把耳機聲音開到最大，壓過飛機噪音的威力。經常，我都能感到自己的耳膜因為巨大的音量刺激而大幅震顫。另外，好不容易接到臺裏的電話，吼破嗓子對方也聽不到，往往只能在直播信號接通以後短暫性地進行連線內容的溝通就開始直播。還有時約好了傳送時間，卻由於一架軍用飛機在近處咆哮，打通了電話，直到傳送時間結束也沒能讓主控的人聽到我的聲音，其實我就是想告訴主控的同事一句話：“請開始錄製，我在傳送。”

除了噪音以外，氣流也不斷惹禍。每次飛機離開時，螺旋槳所産生的助推氣流都將我所在的美聯社直播點，包括帳篷、燈光、攝像機、桌椅板凳徹底掀翻，在這種噪音與暴風洗禮的環境下，我堅持了多天，最後當我終於回到較為安靜的地區時，耳鳴和頭痛卻一直伴隨著我。

那幾天，我總是在夜幕降臨時來到機場，因為那是北京早間新聞開始的時間。我在機場待上一整夜，與北京做全天不同時段的新聞連線。一輛停在廣場旁的貨運拖車成為了我在機場的臨時工作臺，無論是準備稿件，甚至是半小時的小睡，這輛車都成為了我唯一的落腳之地。白天，我就跟著美聯社的記者到市區裏去探察最新的情況。幸虧有美聯社同行的無私幫助，讓我分享他們的水和餅乾，甚至是睡袋，在連續多天不能回到維和部隊營地的情況下，我有精力連續奮戰。我也不記得連續多少天沒洗澡，渾身臭烘烘的，每次直播時，只能勉強用帶來的濕紙巾擦一擦臉，以免太過狼狽。不過這些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在海地人看起來都已經算是最特殊的優待了。另外，機場航站樓外側的一個起初還能供人使用的小廁所，從我到達的第二天起，也完全封閉了，於是所有人都被迫在露天解決問題。

在5天之後，美聯社把直播點搬到了市區內的一家坍塌了一半的酒店，這裡雖然沒有了飛機的困擾，頻繁的余震又成為了最嚴重的問題。記得有一天我做了一整夜的連線，實在太睏了，於是乾脆找到一間酒店裏沒有坍塌的房間，倒頭就睡著了。結果發生了余震，人們大叫大嚷地相互提醒，趕快逃生，我也被一位外國記者快速拉出了房屋。剛到海地時，頭幾回感到余震，我心裏還很緊張，機警地找地方躲，但到後來，因為太累了，我對頻發的余震反應越來越遲鈍，有時乾脆置之不理了，但現在想起來還是很後怕，因為誰也不敢保證那些在7.3級主震中遺留下來的房屋，都能夠經受住最大6.1級的余震考驗。

在海地採訪的10天時間裏，沒辦法吃一頓正常的飯，也沒辦法踏踏實實睡一覺，沒有水、沒有電，沒有通訊、沒有房屋，基礎設施的缺失以及各種社會不安定因素對人的身心造成極大的摧殘。當所有人都試圖離開海地時，我們卻勇敢地在海地待下來。記者職業的特殊性讓我必須有勇氣面對一切挑戰，作為80後獨生子女，在海地工作的日子讓我體會到了什麼是獨立、堅強、忍耐，讓我更加懂得體諒、珍惜和感恩。

在面對大災難所帶來的一幕幕人間悲劇時，人的心靈會得到凈化。

二、海地採訪隨想

（一）海地人的生存現實

機場排隊撤離的人很多，即便是24小時不停地運送，也依然積壓。不少海地居民都擁有雙重國籍，大部分是美國海地人，所以美國軍方承擔了大量運送災民去美國的任務。我同排隊的人交流，一位不到30歲的小夥子告訴我，他的家人全部被埋在廢墟下，只剩他一個人。我説你放棄了嗎？不再去嘗試救助他們而要離開嗎？他説，我沒有放棄，從來沒有，但是我無能為力，我沒有辦法對付那些鋼筋混凝土碎片，我要去美國，呼籲更多的人來救我的家人，救海地。

跟他説完話，我不住地想，如果是我，我會怎樣。也許我會守在廢墟前，一直挖、一直刨、一直等、一直喊。我會有這樣的勇氣離開，隻身一人前往別的國家，我能做出這樣理性的選擇嗎？小夥子的選擇也許是正確的，我不知道我該如何評論這樣的行為，但我發現在大災面前，人們的反應往往出乎我們的慣性思維，也許他們習慣了？當一個人習慣了一件事，他就不會再有更加激烈的反應，而這種表面的平靜也許更加反映出人們的絕望，在沒有希望的時候，人的情緒波浪也許變得越來越平緩。

而這種平緩，是可以因某種事物的刺激而被打破的。一位排隊上飛機的50歲的阿姨，當她最終走向飛機的那一剎那，她突然哭了，哭得很傷心，甚至需要旁邊的人攙扶。這是一種重壓之後的釋放？還是她生命中最珍貴的人或事物被永遠地留在了這個她即將離開的地方？我們永遠不得而知，只是希望，在哭過之後，她將所有的悲痛留在這個悲傷之地。

總而言之，能走的人是幸運的。留下的人呢？

由於不少救援隊、聯合國組織、外國媒體駐紮在機場區域，這些機構常常會有租車、搬運貨物、翻譯等需要，於是機場外圍成為較有可能獲得臨時工作的地方，因此吸引了大批無家可歸的民眾在街頭徘徊，尋求工作機會以求改善生活條件。不過我發現，大多數在這裡的民眾沒有明確的目的，只是隨著人流盲目遊蕩。人群的聚集使道路交通受到影響。在現場維持秩序的維和部隊隊員個個都荷槍實彈，高度緊張，害怕發生群體性暴力事件。正在這時，人群中發生騷動，一些民眾開始奔跑，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情況。向民眾詢問才得知剛才聯海團的人向人群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

海地一直以來都不是一個安全的國家，特別是在上千名囚犯外逃，槍支氾濫的情況下，很多人利用災難的特殊時期別有用心地製造事端，使本已混亂的局面雪上加霜。

面對這樣的行為，我們在質疑人性醜陋一面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人類的一種本能。當面臨饑餓和死亡的時候，人類本能地要保護自己，保護身邊的親人，搶奪那極少的食物，此舉當然不是無可厚非，但事出有因。

災難本身也是對人性的考驗。海地地震考驗出的絕不僅僅是人性中的罪惡，那些在災難救援中體現出的人情、關愛、互助、堅強、自我犧牲，更讓我們體會到什麼才是人的本能。

當天下午我到機場門口租車去太子港市區，我注意到一輛車的車頂上有一個大坑，我問司機是怎麼回事，司機告訴我，當大地震發生的時候，他立刻抱起自己8歲的兒子從二樓跳了出來，砸在了車頂上。他對我説：“每個人都知道地震是什麼，但是如果你沒有真正經歷過地震，你永遠都不知道地震是什麼。”他的這句話讓我感到震動，我突然想到，作為一位電視記者，無論我用多少畫面，多少解説，多少次出鏡連線，可能都沒有辦法將一位災民心目中對地震的印象，那種親歷過的恐懼、無奈、驚慌、悲痛等情感詮釋出來，因為這些感受是無法用語言所表述的，在這方面，我們的努力是徒勞的。

司機告訴我，他們家在海地有18位親戚，其中8名遇難了。當地震發生後，他挨個到親戚家走了一趟，發現很多房子都塌了。我問他有沒有親自去挖、去救一些被埋在廢墟下的親戚們，他説沒有。我當時很不理解。他説，當地震發生以後，他的角色就改變了，他的責任是要為依然活著的那些人尋找食物和水，讓他們能夠生存下去，於是他在地震發生後的第二天就開始出去找活幹，希望掙些錢為家人買高價的糧食。人在面對大災大難的時候，往往擁有的選項不是好與壞，而是壞與更壞，但作出選擇是必需的。我想，海地民眾的種種表現是源於無奈，但更是源於堅強。

（二）中國藍盔俠骨柔情

到達海地的第二天，我來到了聯合國大廈的廢墟。我們的8名同胞就被埋在這大樓的402房間。可是，面對被壓縮成兩層樓高的大樓，402房間在哪兒？眼前只見一根根的橫樑，一叢叢的鋼筋和一塊塊的碎石。看著這樣的景象，我透不過氣來，離遇難者的距離是如此地近，但又遙不可及。

一具具的遺體被逐漸找到，確認身份後，被裝進白色的塑料袋中，做消毒處理。通過手中的通話機，前線的維和人員與救援人員同步將一個又一個的噩耗告訴營地中的隊員們。“報告營地，發現一具遺體，確認為***。”每隔幾小時，這樣的聲音就會在通話機中出現，原本還抱有一線希望的隊員們在面對這事實的時候，終於忍不住了，在遺體被運到基地的一剎那，所有人列隊兩邊，痛哭不止。一天前剛剛走進軍營的我，覺得防爆隊員們堅強、樂觀，但面對失去同事、摯友的打擊，悲痛、無奈的情緒將每個人佔領。

吃午飯時，我旁邊坐著一位年輕的隊員。他一句話不説，低頭一邊咽著飯，眼淚止不住地大顆大顆掉到飯裏，他不想讓我們知道他在哭，但他的抽泣聲一直在告訴我們，他捨不得他們。

和防暴隊員們在一起，總是聽到他們談論政委。在隊員們心目中，政委的好，説千次萬次也不覺得多。大家都在説，如果那天早點出發，早點開始開會；如果那天路上不堵車，或者乾脆堵得再久一些；如果那天的會議開得再短一點，哪怕再短1分鐘，政委就不會死。無數的“如果”讓隊員們有那麼一刻能夠逃避現實，但他們很快又意識到，時間不能逆轉，他們與政委永遠分開了。

防暴隊員們是頭一次經歷這樣的災害，地震發生的情形給他們的心靈留下了永恒的黑色烙印，特別是那些開車送8名同志去聯合國大樓開會的隊員們，眼睜睜看著大樓在瞬間化為煙塵，目瞪口呆，驚愕萬分。很多隊員突然感知了人類的脆弱，而與此同時更體會到了生命的珍貴。

防暴隊食堂的餐廳裏挂著幾個電視，一直播放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很多隊員們都是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自己，第一次看到電視裏報道的那些自己曾經或正在經歷的一幕又一幕，他們在看報道時的表情、狀態，與別的觀眾不一樣。

（三）拉斯維加斯——太子港——華盛頓

海地地震發生的前一天，我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報道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電子展；兩天之後，我身在海地太子港，報道全世界最慘痛的自然災害。

兩天時間，兩座城市，兩種心境，兩個極端。

拉斯維加斯——紙醉金迷。永不停轉的賭場，精彩壯觀的秀，極致奢華的酒店，隨處可見的奢侈品，在這裡人類的所有慾望盡情得到滿足，生活還能更美好嗎？

僅僅兩天以後，我眼中的世界變得滿目瘡痍。海地太子港，人們對壓在廢墟下的親人無能為力，人們在為飲用水、食品發愁，沒有電、沒有通訊，甚至為了生存相互襲擊、爭鬥。

兩天的時間，從浮躁、享樂、物欲橫流，到悲痛、絕望、生離死別。我怎麼都無法醒悟，只是進行了地理的穿越而非時光的穿梭，為什麼短短幾個小時的飛行距離，整個世界都變了？

在海地太子港的第一個夜晚，拉斯維加斯人們徹夜的歡歌笑語仿佛還無法從我的耳邊消散，悽慘的海地景象同時擠入我的腦海。同是人，命運的安排為何如此不同？

經過兩個星期的戰鬥，我終於回到華盛頓的家中。從災區返回到正常的生活，這種突如其來的平和讓我感到有些負罪，我不敢去回憶海地人的境遇，卻又開始不可控制地用新的疑問折磨自己：那些在華盛頓街頭來去匆匆的人群中，有多少人體會過人類的極致悲痛？又有多少人能夠珍惜他們正享受著的來之不易的安寧與富足？如果沒有體會過，他們確實會為那些瑣碎的事情抱怨，擁有各種奇怪的要求並長久地與無法尋根的鬱悶相伴。他們雖然身處幸福的環境，但卻不是快樂的人。

而與此相反，經歷生死考驗的海地人，卻在苦中作樂。

記得在一個物資發放點，看到上千米長的等待領取飲用水的隊伍，我心裏焦灼萬分。突然看到在隊伍的盡頭，一些剛剛領到東西的人正在載歌載舞地慶祝，那景象讓我們這些緊繃神經的外國人長長舒一口氣。不可否認，這個民族的天性確實比我們想象得更加樂觀，他們表達樂觀的方式也更加外放，但更加重要的是，大難之後所鑄就的人們豁達的心胸與堅毅的性格，才是對這種現象最好的解釋。

在海地遇到一位30多歲的男子，長得瘦瘦高高，在當地人裏肯定算帥哥。我問他，下一步怎麼打算？他告訴我，家裏的房子塌了，父親患有癌症需要不斷治療，孩子又還小，他實在沒有辦法再在海地待下去了。儘管他在這裡出生、長大、成家，但現實不允許他等待海地痊癒，他説他很有可能到鄰國多米尼加買一塊兒地定居。

他的話説得很實在，也反映出海地不可回避的難題。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又遭遇了巨大災難，雙重打擊使海地已然成為全球最落後的地區。儘管依賴各國的援助，海地人能夠繼續活著，但面對一座座廢墟，在海地薄弱的經濟基礎之上，需要多少年，才能恢復並有所發展？而即便是物質上回復到災前的水平，如果海地的局勢繼續混亂下去，又有多少民眾會對生活感到滿意呢？人總是要追求一種幸福感與穩定感，而這種追求與現實的差異將使海地人長期處於悲痛中。

但是，我的定論也許下得太早。

正説著話，這名男子走到一家剛剛恢復營業的賣花的攤上，買了一束玫瑰花。我驚詫地問他，這個時候你怎麼還有心思買花？他告訴我，這花是送給他夫人的，他愛她，於是要買花送給她。

災難降臨，但天畢竟沒有塌，面對巨大的不幸，生活還要繼續下去，暫且拋開無休止的痛，把握好日子中點滴的美好，海地人懂得如何讓自己變得快樂，讓自己的生活變得幸福。

（中央電視臺美洲中心記者站記者 何岩柯）

責編：雍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