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國著名的藏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人類學家、教育家,是我國最早運用現代西方科學知識和方法實地考察和研究藏區的學者之一,也是開中國現代藏學和社會學研究先河的學者。他的研究成果至今在西方人類學、社會學、藏學界有很大影響。
李安宅在《社會學論集》的自序中寫道,“這一段落的中國社會,是在空前未有的非常時期,自無待言。整個社會系統既那樣動蕩著,活在系統以內的個人也更脈搏緊張地充滿了這個節奏。可惜著者不是從事文藝的人,不能寫出驚心動魄或如泣如訴的文藝來。更可惜不是從事武備的人,沒有在行動上打出一條血路。一個關心社會現象的知識分子,一面有建設科學的心,一面又感覺到口頭的科學沒有用,要在活的人生裏找出理論的指導線索,且使理論的知識變成活的人生,結果便流露出這麼一點痕跡。至於這一點痕跡是否值得保存起來,則要留給讀者去判斷。”
李安宅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正在踐踏中華大地。他不是文士也不是軍人,不能在戰場上衝鋒陷陣,但他並沒躲在書齋裏,做一個不問世事的學者。正是懷抱這樣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新中國成立前,身在美國的他卻毅然放棄良好的學術環境和優越的生活條件,回國迎接新中國成立。在50歲時,他又隨同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為社會主義新西藏的誕生立下汗馬功勞。作為一名德高望重的學者,他還為西藏文化教育事業開展了許多具體的工作,參與創辦了昌都、拉薩小學並擔任拉薩小學校長,親自授課,這是許多書齋人類學家不可能經歷的。
1900年,李安宅出生於河北省遷安縣一個書香世家,1923年考入山東齊魯大學,1924年轉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班。畢業後,李安宅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師從著名人類學家吳文藻進行學習和研究,兼任助教。在吳文藻的安排下,李安宅于1934年至1936年,先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學院人類學系跟美國歷史學派創始人博阿斯的兩位大弟子克婁伯和羅維學習,後又到耶魯大學人類學系師從著名人類學家兼語言學家薩皮爾。在那裏,他如饑似渴地學習人類學和現代社會學知識,學成歸國後,李安宅在燕京大學任講師。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李安宅夫婦不願生活在日寇的鐵蹄下,他們離開北京,曆盡艱難險阻,輾轉到達大西北。李安宅先是深入甘南藏區,對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進行了長達3年之久的實地考察。
就是這長達3年之久的實地考察,奠定了李安宅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的基礎。1938年至1941年,李安宅先後在甘南藏區、原西康省的藏族地區實地考察後,陸續發表了不少文章。在其逝世後,“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對本書遺稿進行整理、校訂,由中國藏學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全書共分四編15章。第一編為緒論,第二編介紹佛教以前的信仰和早期佛教,第三編介紹格魯派(黃教)——革新或當權的佛教,第四編介紹格魯派寺院——拉卜楞寺。該書以拉卜楞寺為重點論述了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産生、發展、寺院組織、宗教制度和代表人物等。李安宅在上世紀30年代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用了3年時間對藏區及寺院進行實地科學考察,這在我國藏學研究中是創舉,他根據實地調查成果寫成的《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成為藏學研究中填補空白的力作,李安宅也因此成為現代中國藏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
1941年,李安宅開始擔任華西協和大學(以下簡稱“華大”)社會學系教授兼主任。1942年,他發起籌建華西邊疆研究所。該所由張淩高校長兼任所長,李安宅任副所長並主持研究工作。華西邊疆研究所的建立是同“華西邊疆研究會”、“中國邊疆學會”有著密切關係的。1922年,華西邊疆研究會成立,1941年2月,“中國邊疆學會”成立並正式發表宣言,確定該會以實現民族團結、建立國防力量、開發富源為目的,對邊疆進行調查、研究、設計。華大校董會決定,在學會的基礎上成立正式研究機構——華西邊疆研究所,以期進一步深入進行科研、教學與實地考察等工作。抗戰時期,以研究邊疆為宗旨的3個組織,既互相配合又各自獨立地開展調查研究,實地考察,主辦公開演講,舉辦文物展覽,出版刊物等,表現出研究邊疆問題的繁榮景象。華西邊疆研究所的研究對像是西南各少數民族,而其研究的重點則是藏族。李安宅特別聘請了藏學家任乃強、謝國安和劉立千等來所工作。他還于1944年夏赴西康北路,其“研究對象為黑、花、紅、白四種教派”,前後達半年之久。到1947年離開中國到美國耶魯大學和英國牛津、劍橋、倫敦等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前,李安宅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關於邊疆問題的主要有:《論邊疆服務》、《實地研究與邊疆》等,而《邊疆社會工作》(1944年中華書局出版,1946年再版,收入社會部“社會行政叢書”),則是他關於邊疆社會工作的代表作。按照李安宅的觀點,邊疆這一概念不是以地理位置來確定的,而是以文化、經濟狀況來確定的。因此,他認為,要鞏固國防,就必須使少數民族在文化、經濟方面繁榮昌盛起來,而提高少數民族文化水平是使他們擺脫貧苦,實現自強的根本。
責編:張曦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