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雲

　　“即使雪山變成酥油，也是被領主佔有;就是河水變成牛奶，我們也喝不上一口。生命雖由父母所生，身體卻為官家佔有。”這首舊西藏民歌生動、準確地描繪出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對農奴的自由和尊嚴的侵害，對農奴生産資料和勞動成果的剝奪以及生活在這種制度下農奴的悲慘境遇。

　　中國西藏地方，直到20世紀中葉依然處在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的黑暗、落後、殘酷統治下。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呢?19世紀和20世紀前半葉進入西藏的西方傳教士、探險家和殖民者是這樣描述的——

　　法國旅行家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在《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一書中説：“在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在他們中間很難找到一個已經還清了債務的人。”而20世紀20年代曾在西藏擔任英國商務代表的大衛麥克唐納在《西藏寫真》一書有著更加令人不忍卒讀的記載:“西藏最嚴重的刑罰為死刑，而喇嘛復造靈魂不能轉生之臆説，於是最重之死刑外，又加之以解體幹顱之慘狀。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將犯人縫于皮袋之內，而擲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約5分鐘開始下降，後視其猶有生息，則再擲沉之，迨其已死，於是將其屍體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軀體投之河中，隨流而去……。斷肢之外，又有一種剜眼之兇刑，或用凹形之煨鐵，置於眼內，或用滾油，或開水，倒于眼內，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視力，然後將其眼球用鐵鉤攫出……即能生存，亦因種種摧殘，而損失喪其本原。罪囚及嫌疑犯，常幽于潮濕、黑暗、污穢及有害於衛生之土牢中，永遠不見天日。”

　　農奴制是人類歷史上取代奴隸制而出現的一種社會制度。典型的農奴制産生於中世紀的歐洲，是在羅馬奴隸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農奴制曾在人類歷史上沿襲了數百年之久，隨著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封建農奴制逐漸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桎梏，它對勞動者人身自由的禁錮，對勞動者的生産資料和勞動成果的剝奪以及對勞動者人性尊嚴壓制的本質充分暴露出來，從而引發了世界範圍內波濤洶湧的“廢奴”運動。

　　到了19世紀，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農奴制已經成為歷史，然而，中國的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直到1959年才被消滅。而從根本上改變這種非人道社會的革命性事件，便是1959年的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西藏百萬農奴由此獲得解放，成為20世紀人類“廢奴”史上最輝煌、最壯麗的詩篇。

　　封建農奴制的窮途末路

　　在人類歷史上，農奴制比較典型的是西歐，而廢除農奴制、奴隸制較晚的則是俄國和美國。1749年，一位英國紳士説道:“來往于新大陸的眾多航運生意、海員家小的生計、不列顛製造業的飯碗，這些主要歸功於黑人勞動力……對於這個民族來説，黑人貿易是財富和海軍力量取之不盡的基金。”但是，那是以奴隸在販運過程的大批死亡以及在超負荷勞動中遭遇疾病、勞役和奴隸主的折磨為條件的，女奴還要飽受性侵犯，混血後代則在備受歧視中重復著被奴役的命運。而當英國改變政策，派出海軍打擊奴隸販運時，還被保護奴隸貿易的法國人譏諷為“愚蠢地斷送了自己的財路又見不得別人發財”。而在法國國內，不堪壓迫的農奴在13-16世紀中葉已不斷掀起解放運動。

　　俄國的農奴制存在於15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奴隸制主要存在於在南部地區，由黑奴販運而形成。然而，與歐美相比，20世紀中葉前中國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的黑暗與殘酷仍有過之而無不及。

　　比如，根據當時俄國法律規定，農奴主有權干涉農民的財産、婚姻等家庭事務。而在舊西藏，農奴主不但可以隨意剝奪農奴的財産，甚至連農奴本人以及他們所生的子女也是主人的財産，可以被隨意處置。佔西藏總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人身自由，農奴的子女一齣生，就登記入冊，終身為奴。不是同一農奴主的男女農奴結婚要繳納“贖身費”，或者採取男換男、女換女的方式，或者生男孩歸夫方領主，生女孩歸妻方領主，保持其身份不被變更。

　　1649年，俄國《法律大全》規定，封建主在法庭上對自己的農民負全責，在領地內有權對農民進行判決、鞭笞、拷問和給他們戴上鐐銬、鎖鏈。這在農奴制下的西藏更是司空見慣——對農奴剜目、割耳、斷手、剁腳、抽筋、投水等，無所不用其極，其手段之殘忍猶如上述西方人筆下描寫，而存世的大量藏文檔案更是對此有清晰的記載。而美國作家斯托夫人《湯姆叔叔的小屋》一書中被種植園主買賣，受盡折磨並慘死在主人皮鞭之下的主人公湯姆，同樣可以在舊西藏找到無數個似曾相識、命運相近，甚至更為悲慘的原型。

　　面對如此殘酷野蠻的制度，西藏地區也曾出現過三次自上而下要求改革的浪潮。

　　第一次出現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清朝頒布《欽定藏內善後二十九條章程》之後。此次改革由清朝皇帝授權駐藏大臣指導，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及其所轄地方機構具體實施，主要是減輕差役，招撫流亡農奴，救濟貧困，恢復生業。它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民力，但並沒有觸及農奴制本身。

　　第二次是清朝末年由駐藏大臣張蔭棠等推行的西藏新政。張蔭棠意識到“藏中差徭之重﹐刑罰之苛﹐甲于五洲﹐應一律廢除﹐以蘇民困”並試圖加以改革。儘管相關措施已經觸及西藏地方的封建農奴制體制本質，但是由於清朝走向衰落，這次改革也被迫終止。

　　第三次是民國時期由西藏地方政教首領十三世達賴喇嘛推行的“新政”。十三世達賴喇嘛意識到西藏封建農奴制面臨的巨大危機，希望通過改革避免農奴制走向滅亡。但是，他的改革遭遇到的阻力遠遠大於推動改革的動力，而他本人也沒有勇氣和毅力動搖農奴制本身，這次改革同樣沒有擺脫失敗的命運。

　　縱觀世界歷史，除了自上而下的變革，自下而上的反抗，從來都是推翻舊制度的決定性力量。為了廢除農奴制，歐洲農民起義曾此起彼伏。據統計，僅在俄國，在1858年農民暴動就達86次，1859年為90次，1860年達到108次。但是，類似的起義卻沒有在中國西藏地方大規模出現。這與西藏農奴所受壓榨之深、所經歷的痛苦之重形成鮮明反差。這從另一個方面反襯出舊西藏政教合一統治對廣大農奴從精神和肉體兩個方面的摧殘——一方面，農奴主利用手中掌握的軍隊、法庭、監獄等專政工具，即使在以“仁慈”為名的寺院，如在西藏最大的寺廟之一甘丹寺，也有許多手銬、腳鐐、棍棒和用來剜目、抽筋等殘酷刑具，用以實施高壓和專制統治;另一方面，他們通過佛教宿命論和輪迴業報思想，在精神上恐嚇和麻醉群眾，使他們沉溺于宗教，甘心遭受壓迫，喪失反抗勇氣和鬥志。

　　舊西藏地方沒有出現自上而下的改革充分暴露了三大領主階級的頑固、保守和反人民的本質;沒有出現自下而上的改革源自政教合一制度的極端控制。由地方政府、高級僧侶和世俗貴族組成的舊西藏三大領主置人民利益於不顧，置社會發展進步若罔聞，輕言仁慈，心實殘忍。

　　“廢奴”，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20世紀50年代中國廢除西藏地方的封建農奴制是人類“廢奴”運動的繼續，也是20世紀人類“廢奴”運動上的一個高潮。

　　從世界範圍來看，廢除奴隸制和封建農奴制是最激動人心的偉大運動之一。早在1807年3月，最早實現工業革命的英國就將在大英帝國境內販奴定為非法;1833年8月更宣佈英國殖民地的奴隸制非法。法國第一共和國在1794年2月正式宣佈“廢奴”;第二共和國又在1848年4月再一次廢除奴隸制……以人性、人道和人權為旗幟，“廢奴”運動為社會的發展進步帶來充足的動力。

　　在歐美，最後的堡壘，也在19世紀60年代被一一攻克。

　　俄國的改革是由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來執行的。他在1861年2月19日簽署了關於廢除農奴制的宣言:宣佈脫離了農奴依附身份的農民享有其他自由的農村居民同等的權利。美國的“廢奴”運動，在1862年9月22日林肯發表《解放宣言》達到高潮，他宣佈，從次年1月1日起美國400萬黑人奴隸獲得解放。1865年12月18日，南北戰爭以北方勝利而告終，美國徹底廢除了奴隸制。

　　中國西藏農奴制的終結，起于1959年3月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武裝叛亂被平息後，從6月起中國中央政府在西藏進行的民主改革:廢除農奴、家奴對農奴主的人身依附關係，對極少數參與叛亂的貴族、僧侶和農奴主的財産全部予以沒收，對未參加叛亂的總數佔98%的農奴主、貴族、僧侶，在保證他們生活水平不比改革前下降的前提下，贖買其多餘的土地等生産資料，連同沒收的財産全部分給昔日的農奴。存在了數百年的西藏封建農奴制被廢除了，西藏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不僅百萬農奴異常歡喜，曾經擔任噶廈噶倫的開明人士阿沛阿旺晉美也由衷地感慨:“民主改革不僅解放了農奴，解放了生産力，同時也拯救了整個西藏。”

　　同是“廢奴”，不同的實現途徑

　　中國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廢除與英國、法國、俄國、美國廢除農奴制、奴隸制一樣，實現了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變革。在俄國，列寧評價説：“1861年2月19日標誌著從農奴時代中成長起來的新的資産階級的俄國的開端。”在美國，《解放宣言》為北方資産階級最終於戰勝南方奴隸主階級，在為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開闢了廣闊前景的同時，也遏制了分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而在中國西藏，農奴制的終結所帶來的變化更為巨大，不僅結束了百萬農奴遭受奴役的歷史，使他們獲得了做人的尊嚴和權利——分到了土地、擁有了自己的財産，參加選舉，他們中很多人成為國家和地方領導人，平等參與管理西藏地方和國家重大事務。而新西藏也實現了政治制度從農奴制向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性跨越，實現了社會發展的飛躍。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西藏地方和英國、法國、俄國、美國的“廢奴”運動所經歷的，是不盡相同的歷史道路。

　　首先，從時間上看，中國西藏的“廢奴”，比大英帝國(1833年)、法國(1848年)、俄國(1861年)、美國(1865年)“廢奴”晚了近一百年，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存在時間更久，其黑暗、落後和反動性更為鮮明。

　　其次，廢除農奴制的主導力量不同。劍橋學者申克認為，廢奴運動中“法國的革命原則所起的作用，正如英國的強烈宗教情感所起的作用一樣巨大。”俄國的“廢奴”是由君主亞歷山大二世在新興起的資産階級力量增強、農奴不斷發起反抗、社會進步知識分子的積極倡導以及克裏木戰爭失敗的刺激下主導的。美國的“廢奴”則是由資産階級領袖的領導、基督教反奴隸制人士的竭力組織與推動、廣泛的“廢奴”群眾的大力配合以及南部地區奴隸的暴動等促成的。中國西藏的“廢奴”，是在封建農奴主反動武裝叛亂的情況下，應百萬農奴的要求、中國共産黨人擔負起實現民主革命偉大任務的使命，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完成的。

　　第三，“廢奴”的方式和途徑不同，中國的“廢奴”是以和平、民主的方式進行的;而法國、俄國和美國等的“廢奴”則更多地以暴力方式實現。美國“廢奴”英雄約翰布朗就義時留下遺言:“我，約翰布朗，現在堅信只有用鮮血才能清洗這個有罪的國土的罪惡。過去我自以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一點，現在我認為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而在法國，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佔視為封建專制統治象徵的巴士底監獄，標誌著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而1791年6月20日國王路易十六喬裝出逃失敗，儘管當時的君主立憲派不斷鼓吹維持現狀，保留王政，但最後路易十六還是沒有逃脫被送上斷頭臺的厄運。

　　不同的“廢奴”之路，收穫不同的成果

　　由於領導者不同，廢除農奴、奴隸制的目的不同，中國西藏地區與歐美“廢奴”後所産生的結果也存在很大差別。

　　英國廢除農奴運動持久而徹底，而其所建立的卻是君主立憲制。法國廢除農奴制後，資産階級雖然獲得了勝利，但是由種植園奴隸轉化而來的工場工人，被奴役的境遇並無根本改變。

　　在俄國，雖然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廢奴”後，還保存著很多封建農奴制殘余，由於贖金太高和服徭的時間過長，農民仍然處於十分悲慘的境地，奧加廖夫認為這是“舊農奴制被新農奴制所代替”。農民依然紛紛舉行暴動。1861年上半年，發生農民騷動647次，而就在1861年一年內，共有2034個村鎮發生了騷動。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農奴制才被徹底消滅。

　　在美國，南北戰爭和廢除奴隸制，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也為以後美國經濟的迅速騰飛奠定了基礎。但是，林肯宣佈廢除奴隸制並沒有讓黑人享受同等的公民權。事實上，美國的種族歧視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之後，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在中國西藏，1959年3月西藏上層農奴主集團發動武裝叛亂被平息後，西藏地方開始改革，對叛亂農奴主採取沒收，對未參叛者實行贖買的政策，不僅在當時實行了平穩過渡。更在其後完成了民主主義改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西藏人民與全中國各族人民一樣，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西藏人民充分享有了自主管理地方事務的權利。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廢除封建農奴制之後的中國西藏地方，改變了藏傳佛教神學思想一統地方的局面，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是俄國、美國“廢奴”運動所無法比擬的。即使對於廣大信教群眾而言，誠如人們所説的那樣，只有“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滅亡了，人民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中外“廢奴”的歷史反思與啟示

　　2005年，美國決定在弗吉尼亞州建立第一座奴隸制歷史博物館;2006年5月10日，法國總統希拉克在巴黎盧森堡公園主持儀式，慶祝法國廢除奴隸制，並將每年5月10日確定為廢除奴隸制紀念日;2007年8月23日，英國“奴隸之港”利物浦紀念“廢奴”200年;2008年7月29日，美國國會首次為曾實施奴隸制正式道歉……這些都説明，儘管人類已經翻過農奴制、奴隸制歷史一頁，但這段歷史仍是人類不堪回首的共同記憶。

　　牢記歷史、回顧歷史是為了正視現在、展望未來。

　　走向衰亡的農奴制是人類歷史上黑暗的一頁，它摧殘人性，剝奪人權，鉗制人們的思想，應該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它是人類永遠不能再翻回的一頁。

　　沒落的農奴制阻礙著社會的文明進步，它註定要走向滅亡，這是不以任何人和團體的意志為轉移的。

　　廢除農奴制是人類歷史的一大進步，今天的人們雖然遠離了那段歷史，但卻並沒有遠離恢復農奴制罪惡夢想的威脅。人們應時刻對此保持警醒。今天，達賴集團仍然在為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唱讚歌，稱它是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天堂——“香格里拉”，把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説成“是一種以佛教為基礎、具有高尚和利他之心的制度”，而把農奴主對農奴的殘酷壓榨美化成西藏的文化特色，從而讓歷史蒙羞，讓今人迷惑。

　　回顧1959年廢除西藏封建農奴制、實行民主改革這段歷史，審視西藏50年來社會經濟發展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人們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國共産黨的偉大，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

　　比較中外“廢奴”歷史，我們有理由相信，發生在半個世紀之前的百萬農奴翻身事件，是20世紀中國，乃至整個人類“廢奴”史上最偉大和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事件之一，值得永遠紀念。

責編：雍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