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檔案館內至今保存著一份《不準收留鐵匠後裔的報告》：1953年，堆龍德慶縣一個鐵匠的後裔在十四世達賴身邊做事。當達賴發現他是鐵匠的後代後立即將其趕走，並命令凡是出身金、銀、鐵匠，屠夫等家庭的人均被視為下等下級人，不能在政府裏做事，不能和其他家庭通婚。在“法典”明確規定之下的森嚴等級制度中，金、銀、鐵匠，屠夫等同乞丐視為最低賤的人。西藏婦女也被“法典”列為這一等級之中，尤其是處於社會底層的貧苦婦女更是如此。

　　“法典”關於殺人賠償命價律中規定：“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上等上級的人如王子、大活佛，其命價為與屍體等重的黃金；而下等下級的人如婦女、屠夫、獵戶、匠人等，其命價為草繩一根。在關於處置犯罪人家屬的條文中稱：“絕嗣之家，其妻室有父歸父，無父歸其兄弟近親”。或者“無父”，則將其女人與另一半牲畜、庫物給其兄弟近親中之一人。某人“若從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則以女兒償之，無女則給妹，無女、無妹則給銀200兩”。可見，在森嚴等級制度下西藏婦女地位的低下，可以與牲畜並列，作為財産的一部分定其歸屬，可以當作禮品贈予他人。婦女同屠夫、獵戶、匠人等，在森嚴等級制度下受著整個社會的歧視與奴役，實際上是被排斥在正常社會生活之外的“非人”，人權的概念與他們沒有任何聯絡。

　　三大領主的利益在“法典”中毫無例外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農奴如果“觸犯”了三大領主的利益，“法典”規定：“按其情節不同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墜懸岩，拋入水中，或殺戮之，懲戒將來，以免效尤”。對於廣大農奴和奴隸的權利，“法典”則沒有絲毫保障，遭到迫害的農奴和奴隸甚至連喊一聲“冤枉”都是非法的。“法典”規定：“向王宮喊冤，不合體統，應逮捕械擊之；不受主人約束拘捕之；偵探主人要事者拘捕之；百姓碰撞官長者拘捕之”。還規定：凡僕人反抗主人，而使主人受傷較重的，要砍掉僕人手和腳；如主人打傷僕人，延醫治療即可；如打傷活佛，則犯了重罪，要挖眼、剁腳、斷手或處以各種各樣的死刑。正是這些駭人聽聞的規定，使三大領主隨心所欲地對農奴和奴隸施行各種殘暴行為。

　　“法典”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綱領性規定，遠遠不能説明三大領主對農奴和奴隸的殘暴。寺廟可以根據“法典”制定詳細的“寺規”，貴族可以根據法典在自己的莊園制定詳細的“家法”，寺廟和貴族可以自備刑具，私設公堂，刑罰農奴和奴隸，甚至可以將農奴和奴隸處死。三大領主要踐踏農奴和奴隸，想制定什麼就制定什麼，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已故十世班禪大師1988年4月接受《民族團結》記者採訪時曾深有感觸地説：“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處在政教合一、僧侶和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社會。其黑暗、殘酷的程度，恐怕比中世紀歐洲的農奴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候，僧俗領主都有監獄或私牢。當時刑罰非常野蠻殘酷。像剜目、割鼻、斷手、剁腳、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廟之一甘丹寺就有許多手銬、腳鐐、棍棒和用來剜目、抽筋等殘酷的刑具。”

　　不僅如此，只要三大領主需要，哪怕是達賴自己的祝壽需要都會殘害農奴和奴隸。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保存著的上世紀50年代初致熱不典頭目的信件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信件寫道：“為達賴喇嘛唸經祝壽，下密院全體人員需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為切實完成此次佛事，需于當日拋食，急需濕腸一副，頭顱兩個，多種血，人皮一整張，望立即送來。”這種對人身血淋淋的戕害，竟然被一些人認為是“人權”，是“美妙的制度”，其仇視人民的反動本質昭然若揭。

責編：雍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