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侶貴族專政的政教合一制度是扼殺人權的政治制度。

　　建立在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經濟基礎之上，併為其服務的舊西藏封建農奴制上層建築的核心是政教合一的制度。體現這一制度的舊西藏噶廈政府，是上層僧侶和貴族聯合壓迫、剝削廣大農奴的專政工具。舊西藏噶廈政府及其所屬機構個基恰(相當於現在的“地區”建制)和宗(相當於現在的“縣”)供職的官員，都是由上層僧侶和貴族聯合組成的，達賴喇嘛是總代表。

　　列寧指出：“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舊西藏的上層僧侶和貴族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就是集這兩種職能于一身的統治工具，宗教與政權在這裡得到緊密的結合。三大領主既用藏軍、法庭、監獄等專政工具來壓迫廣大農奴，又通過教權來壓迫廣大農奴。舊西藏的寺廟不僅成為三大領主使農奴就範的統治工具，而且本身直接壓迫和剝削農奴，使農奴受到雙重壓迫。口口聲聲宣揚“普渡眾生”、“慈悲為懷”的寺廟和上層僧侶，一方面在觀念上禁錮廣大農奴的思想，使農奴安於現狀，忍受壓迫和剝削；另一方面，憑藉政教合一獲得政治上、經濟上的種種特權，赤裸裸地壓迫、奴役廣大農奴，不遺餘力地吸食農奴的血汗乃至生命。這從甘丹寺赤降拉讓的暴行就可以看出一斑，從108名苦主的控訴和1200名群眾調查的材料看，有541人被打，其中165人被打傷致殘，121人坐過監獄，89人被流放過，538人被逼當奴隸，1025人被逼逃亡在外，265戶的親人被活活打死或被用其他手段殘害致死，有72人被拆散婚姻，有484名婦女被強姦或輪姦。從19個莊園的不完全調查看，在幾年間，支烏拉差役路上因傷、病、累、殘或事故而死47人，被打死7人，逃離出去無法生活因病困而死的19人，支不起烏拉差役而逃跑的294人。散發著血腥氣的這些數字，就是寺廟上層僧侶以“佛”的名義，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對“苦難眾生的超度”。

　　政教相結合，體現統治階級意志，實行數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是政教合一制度的“鎮山之寶”，是三大領主維護其利益和森嚴的社會等級，更有效地壓迫廣大農奴，隨心所欲地踐踏廣大農奴人權的重要工具。“法典”把人嚴格地劃分為三等九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此上中下三等，係就其血統貴賤、職位高低而定”。上等人是為數極少的大貴族、大活佛和高級官員；中等人是一般僧俗官員、下級軍官以及三大領主所豢養的爪牙；下等人是佔西藏總人口95％的被壓迫被剝削的農奴和奴隸。人與人之間這種法律上明確的不平等等級，實質上就是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森嚴等級的制度化。在制度化的森嚴等級壁壘之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不僅在經濟、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更加強化，而且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上，甚至在説話時的一個名詞一個動詞上都要分出雙方地位的貴賤尊卑，從而置廣大農奴和奴隸于非人的境地，永遠在壓迫和奴役之下活命。在這裡，界限是如此的清楚和不可逾越，農奴和奴隸是沒有任何人權的人。

責編：雍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