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臺音像資料館 張爽
引言:6月19日,為紀念建黨90週年,中央電視臺舉全臺之力傾情打造的大型文獻紀錄片《旗幟》播出了。累計2.38億人觀看了這部鴻篇巨制,片中表達的歷史觀、人文觀、藝術觀得到了黨史專家、社會學家、和廣大觀眾的一致好評,並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進行了整版的集中報道,社會影響力巨大。與這部經典同時誕生的,是《旗幟》片尾字幕中一個嶄新的職位——資料編輯。設置“資料編輯”崗位,在央視的節目創作史上是一次創舉。這樣的創舉使媒體資産的工作人員得以華麗轉身,從幕後躋身一線,參與到節目創作中;這樣的創舉,為《旗幟》提供了有力的推手,推動《旗幟》加速疾馳,將一年半到兩年的創作週期壓縮到了141天;這樣的創舉,為媒體資産未來在節目創作中的服務模式定位找到了新的方向,促成了雙方的共贏。本文以《旗幟》為例,試從轉身、推手、共贏三個方面探討資料編輯在節目創作和媒體資産管理中的作用,希望通過對這一全新角色的深入剖析,使資料編輯在今後的節目創作和媒體資産服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 轉身,從資料員到資料編輯的蝶變
中央電視臺音像資料館目前的數據存儲總量已經達到57萬小時,如何在這些海量資料中嚴格把關、慧眼識珠,為節目一線的編輯人員提供真正有價值的信息?如何在大型節目的創作中真正做到資料先行、避免重復拍攝?如何呈現資料才能有效捕捉節目編導的創作動機和靈感?如何通過資料的運用增加節目的歷史縱深感,提高節目的可視性?長久以來,這些問題一直糾結在缺乏資料的節目創作人員中,也困擾在資料管理部門的服務過程中。
在傳統的資料服務模式中,節目編導提出具體的資料需求,資料員在數據庫中協助查詢檢索。在這個過程中,資料員的數據分析能力、與編導的互動過程及節目製作完成後資料的回收和再利用等多重資料服務職能都被弱化甚至抹去了。可以説,這樣的服務工作完全是幕後的,是編導個人意志的操盤手;而全新的“資料編輯”理念和工作模式,則使資料服務員參與到了節目的策劃和創作中,對節目所需的海量歷史資料,資料編輯需反復認真選擇,去偽存真,以提供給編導最適合的資料。此外,資料編輯還需要對資料信息進行收集、分類、編輯和審核,然後向資料用戶發佈,並且從用戶那裏接收反饋信息,根據用戶的創作意圖,提出建設性意見和建議,在資料服務和節目創作間産生互動。這一系列工作的完成,實現了媒體資産從業人員職業發展的華麗轉身——從幕後默默無聞的資料員到前方積極參與節目創作的資料編輯。化蛹為蝶的結果雖然令人振奮,然而其中的過程卻異常艱辛,從資料員到資料編輯,要經過多方面的歷練和打磨,歸結起來,至少要具備以下三個方面的能力:
第一, 具有較深厚的理論知識
資料編輯應該有一定的專業領域,對領域內的最新發展和動態有較好的了解和掌握,並對相關領域有較多的涉獵。也就是説,作為資料編輯應該是所負責領域的學者或準學者,並具備廣博的知識面。以《旗幟》為例,節目內容涉及中國共産黨90年的發展歷史,作為資料編輯必須對黨史、黨的理論著作、黨的領導人等相關知識有比較深的研究和掌握,一段資料出現,應該能夠判斷資料拍攝的歷史背景、主體事件、主要人物等。比如音像資料館在蒐集“五四運動”的素材資料時,著名的法國高蒙百代公司提供了三個相關鏡頭,並標價很高,然而經過資料編輯的仔細甄別,證實資料內容並不是“五四運動”,避免了資料的誤用,也節省了節目經費。
第二,具有原創能力
“原創能力”是資料編輯通過對不同來源的節目資料進行分析整合,以更有利於對某一信息全面、獨特、新穎的解讀。好的整合能夠以合適的形式,全面高效地選擇、配置、組合信息,實現資料價值的深度開發和再利用,並通過全新的資料組合更加全面地反映節目創作者的意圖,這個過程凝結著資料編輯的創造性勞動和智慧,因而具有相當的“原創”。在《旗幟》的創作中,需要毛澤東同志在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影像。毛澤東在這次全會的報告中,提出了中國共産黨為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指導建設新中國的各方面綱領和政策,具體包括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産建設為中心等等。這段重要歷史需要大量毛澤東的現場影像和聽到這些重大轉變時台下與會者的反映。我們的資料編輯在資料蒐集過程中,將多個不種節目資料中與七屆二中全會相關的素材都找到了,並做了彙編和準確的場記。這令編導非常欣喜,通過這樣一組資料,使原本枯燥的會議鏡頭豐富了起來,一個與毛澤東相關的場景,有毛澤東看鏡頭的內容,甚至有反打,能清楚描述出當時會場的氛圍。這樣的創作,使觀眾能夠更好地理解當時的情境。
第三,具有主題策劃能力
主題策劃,即針對歷史事件或熱點事件,在音像資料館的數據庫範圍內,以搜索到某一事件的所有相關資料為目標,經過人工篩選並依據事件邏輯建立分類,使用戶在最短時間內,通過最佳的檢索路徑,快速找到完整、齊全的檢索結果。例如建黨90週年的主題策劃,其中僅與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