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在中國抗日的烽火中實現自身的價值(劇照)

楊陽在拍攝現場

大家都在思念著諾爾曼，都在思考著他最後的話：人生很好，很值得為它活上一回，但也確實值得為了某一個目標去死一回……

　　2005年，一個特別的年份。

1月20日，我接受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邀請，擔任電視劇《諾爾曼白求恩》導演的工作。當時，投資方要求年內完成全部製作並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間播出。我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答應了。此時，劇本尚未完成。至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向對劇本慎之又慎的我，竟會如此衝動地接了一個沒有完成的劇本，並且立下了"軍令狀"。

2月7日是春節。當全國人民們圍坐在電視機前熱看"春晚"的時候，我卻躲在自己的書房裏只與諾爾曼相伴。書桌上堆滿了關於他的資料，發黃的書頁，複印的紙片，厚厚的傳記。中國人寫的，外國人寫的，他自己寫的，到處都是他的照片，幼年的、青年的、中年的。一閉上眼，晃動的都是他的樣子。

那天我寫完了最後一集，窗外漫天大雪，看著灰濛濛的天空，我想到了那樣的場面："在那個下雪的早晨，諾爾曼走了。兩手空空地離開了所有愛他的人和他所愛的世界。66年過去了，中國人一天也沒有忘記這位加拿大朋友。尊敬他，如一個英雄；愛他，如自己的兄弟；追隨他，為人生的楷模。"

　　春節過完了。我和助手們都熬紅了眼睛。不到20天，我們順利地完成了國內劇本的初稿。隨著劇本的寫作，諾爾曼在我的心裏日益活躍，他的音容笑貌、舉手投足乃至發脾氣時的表情和動作都是那麼清晰地呈現在我的心裏。還有延安醫院、松岩口村、小豁嘴雙喜、葉院長、方醫生、毛主席的窯洞……一個個場面、一個個人物的誕生都是那麼令人興奮和感動。

　　是諾爾曼的靈魂一步步引導著我，走進他，也走進自己。

3月9日，第一次去加拿大。

　　蒙特利爾市剛下完一場大雪，寒冷、泥濘。來接我們的是當地製片，猶太人，丹尼。他開著一輛沾滿泥點的吉普車，不修邊幅，看上去像斯皮爾伯格的兄弟。他車開得快，講話的速度也快，好像全世界人都該聽懂他的美國口音並都該按照他的指示辦事似的。

　　"這4天的計劃非常緊張--第一天看景，要去15個地方；晚上跟第一助理導演湯姆見面談劇本。第二天面試演員，早上9點到晚上7點，一共40多個；緊接著跟加方工作人員見面，提出拍攝要求。第三天，去更遠的地方看景，往返一整天，晚上繼續跟美術討論。第四天還是看演員，大約40個。第五天返回中國。離開前，要確定絕大部分演員和場景……"丹尼不停地説著，不時打電話，不時指指點點提示我看周邊的建築。這個精力充沛的猶太老頭，一下子把我帶到全方位的緊張狀態中，仿佛"聽、説、讀、寫"的考試同時展開，而我的眼睛也像獵人發現獵物似地興奮起來，"那個建築我要拍，還有那個，那個……"工作的興奮和緊張，使我完全沒有了時差，沒有了睏倦……

　　從接這部劇開始就決定了2005年必定是個辛苦年，是個缺乏睡眠年，是個東奔西跑年，是個爭時間搶速度年，還是個充滿激情和挑戰的年。

4月1日，山西開拍。

　　山西祁縣的大山裏依然很冷。一百多演職員裹著大衣在凜冽的寒風中瑟瑟發抖。扮演傷員的戰士們被裝扮好了帶到拍攝現場。我一看，總覺得哪兒不對勁，仔細一看，戰士們臉上化了傷痕粧，但身上的軍服卻是新做的，起碼不夠殘破。

　　"所有傷員的衣服都必須有戰場上的硝煙、肢體都被打爛了，軍裝不可能這麼完整！都扯成碎片！"一聲令下，服裝組、化裝組、副導演一陣忙碌，把部隊派來扮演傷員的小夥子們重新"打扮"了一番，嶄新的服裝都被撕成碎條、缺胳膊斷腿的、頭部、眼部、臉部、燒傷、炸傷、槍傷、刀傷……經過化粧師、服裝師、道具師的精心"打扮"，各種程度的傷、殘可謂以假亂真，令人毛骨悚然。

　　我真佩服那些扮演重傷員的戰士，冒著嚴寒穿著被我"勒令"撕成碎片的服裝，忍受著冰冷的、黏糊糊的"血漿"，或被蒙著雙眼、或被吊著手臂、或蜷著腿，保持一個姿勢，不動，一呆就是一整天。有些戰士皮膚過敏，起了成片的疹子，但他們毫無怨言。他們知道這些苦遠遠比不上諾爾曼60年前吃過的那些苦。

4月5日Treval來拍戲了。

　　Treval，這個加拿大小夥子是我從八個候選中挑出來的。他的外貌並不是最像的，但他在面試時的表演打動了我。當我看著他的眼睛決定把這個角色交給他時，他激動得眼圈都紅了。他説這個機會對他這樣的年輕演員來説簡直太難得了。不僅能演具有挑戰性的角色，還能到遙遠的中國去，簡直是上帝賜予他的機會。

　　可是過了不久，山西的風沙、乾燥和緊張的工作，就令他疲倦了。

　　他説：在北美從來沒有人一天工作超過14個小時；從來不會在無遮無攔的烈日或風沙中進餐；從來不會上沒有洗手池的廁所；從來不會連續7天工作……

　　我説：我們都知道，有一個北美人就是這樣工作的，他就是諾爾曼白求恩。

　　戲拍到第30天的時候，Treval的經紀人從加拿大打來電話，要求劇組放他回去休假。還有15天，中國部分就全拍完了。我們都勸他再堅持一下。但是他再也堅持不下去了。

　　我很擔心Treval這一走何時才能回來。更擔心回來之後，他是否還能保持狀態。所以，我要在他離開山西前把最重要的戲拍完，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諾爾曼之死"。

　　那是Treval離開中國的前一天。一大早，我們就到了現場。這一天，全組的氣氛都因為要拍攝的內容而變得十分低沉。照明師靜靜地用黑布遮擋了門窗。屋子裏一片漆黑。道具師默默地佈置現場，化粧師靜靜地完成了Treval最蒼老的病粧，服裝師靜靜地檢查著每一個群眾演員的衣服，攝影師靜靜地坐在機器邊等待。小屋子裏悶熱、壓抑，除了演員低沉的呼吸聲，聽不到任何工作人員的聲音。我的眼睛一次次被淚水浸濕，喉嚨經常處於哽咽的狀態。這是我最不願意拍攝的一場，仿佛自己也親身經歷了那樣的生離死別。突然，外面狂風大作，只聽"轟"的一聲巨響，大風把房頂上壓著黑布的大石頭掀了下來，屋子裏頓時一片煞白。那樣的狂風在當時那個季節已經不多見了，難道冥冥中真有天意，難道連老天也在為諾爾曼的死而哀悼？

　　記得那天收工的時候已是深夜。大家互相攙扶著從崎嶇的山上下來，依然沒有人説話。每個人都顯得十分疲憊和憂傷。我知道，大家都在思念著諾爾曼，都在思考著他最後的話：人生很好，很值得為它活上一回，但也確實值得為了某一個目標去死一回……

5月11日，離開山西。

　　隻身一人，我又登上了飛往加拿大的班機。我知道，更為艱難的第二階段拍攝開始了。(作者為影片導演) （來源：新民週刊）

責編：張曦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