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書院的讀書生活

　　中國的書院在20世紀初即被西方傳入的學校系統取代，令人稱奇的是，這種在歷史上曾整合藏書、讀書、著書、教育、出版、研究、祭祀、文化傳播等於一身，兼及尊聖賢、純風俗、昌明學術的民間學習組織，曾被比附佛教、道教的寺觀，稱作“儒家道場”，不僅沒有完全消亡，還在21世紀中華文明復興的浪潮中再次顯現，並在文教科技發展和社會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中國學習型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古代的書院，本質上是學習型組織，但不是完全對應西方學校的存在。首先，稱之為“書院”，而非學院、教院，與中國的“書”概念緊密關聯，且在多方面帶有中國的哲學和邏輯底色，也具有中國的教育經驗和智慧。

　　中國至少在夏商之際就有學校類的組織機構，並陸續有庠、校、序、學、塾等名稱。“書院”之名出現於唐五代，並在藏書、編書、寫書、印書（最初是抄書）的最初功能上逐漸加上了教育、學習、人才培養和移風易俗等更多功能。而最初書院引起關注，除了有諸多頂級學者在其中參與和引領外，更有當時朝廷和帝王的肯定與支持。後人津津樂道的宋代四大書院和諸多著名書院在性質上是非官方的民間機構，但都獲得官方的認可與表彰，其影響和實效也優於當時的各級官學。漸漸地，書院成為覆蓋面最廣和多元化的理想教育形式，在存續千年中，不僅深入到偏遠村莊，還能遍及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甚至周邊國家。

　　自古中國人常把“上學”與“讀書”等同視之，但讀什麼書，如何讀書，如何感受和檢驗讀書效果？人們的認識、路徑和方法會有很大差異。作為傳統教育的主體和主流，孔子和儒家的理論與實踐都具有“軸心”意義，且也是書院思想的淵源。如《論語》強調的“學而時習之”“學而不厭”“見賢思齊”，《孟子》強調的學思並重、專心致志、自求自得、“盡信書不如無書”等，還有老莊和漢代傳入的佛學，以及曾受孔子影響的墨子、荀子等，也有很多很重要的學習思想與讀書智慧被中國的教育傳統所接納，使讀書之事不再單純，成為人的成長和社會進步的必備支撐。

　　作為理學和書院教育的集大成者，朱熹曾痛心於秦漢以來中國教育的每況愈下，批評讀書局限於識字和功名，滿足於記背之學，沉迷於浮華之風。為此，他嘗試通過書院這一相對可控、可實驗的教育新模式矯正時弊和學風，基本形成了此後近千年中國教育發展的主要形態。他不僅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明確強調要認真踐行先秦以來已經明確的讀書和教育原則，還通過參與數十所書院的建設、講學和指導，大大規範了書院的日常運行，提升了讀書的質量。

白鹿洞書院

　　書院史研究的大量成果證明，自兩宋開始，到書院讀書學習基本沒有門檻、可以自由出入，條件好的還可以減免食宿費用。讀書要先自有心得，才能參與質疑和爭論，由於當時書院的藏書不可能標準化，比較駁雜、良莠不齊，故而先生要作讀書指導，為學生的自主閱讀提供幫助，包括閱讀和編寫“書目”類書籍，知“入學門徑”和各類書的特點。近代以來學界受益最大的《書目答問》，即是張之洞、王闿運為尊經書院編寫的。除了主要閱讀儒家選定的經典外，學生還可以閱讀“雜書”，旁涉諸子百家和各種行業的文獻，既開闊眼界，了解不同角度的看法，又能接觸社會實際，跳出死讀書的窠臼。教授指導閱讀，既要下文字學功夫，學會訓詁考證的方法，也可以變換角度，介紹不同學派的各類觀點，書院的“會講”即是這類教學的典型。就某一話題，會有兩位老師共講，並持不同的觀點。學生聽得不只是標準答案，還有不同人物、流派、思想的碰撞和過程示範，在活躍思想、獨立思考、開拓思路、啟發潛能等方面均有很好的經驗積累。

岳麓書院

　　讀書但不迷信書，是中國學界較早的覺悟，為了求真解惑，質疑、問難和論辯是古人閱讀一直堅守的環節，鼓勵“標新立異”、挑戰權威，強調“弟子不必不如師”和“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韓愈《師説》）等，都有解放思想和求真務實的意義。不僅在日常學習時要具備這樣的意識，書院還熱情邀請持不同觀點的學人一起論辯，著名的“鵝湖之辯”即是代表，並成為後世治學的標杆。所謂“篤行”，既包括理論聯絡實際，也包括在生活中加深體驗。從宋代開始出現的事功、實學、習學等學派的書院強調要學會各類生活生産技能，還強調要學會讀“無字書”，學會如何觀察、分析、感受事物，包括重新關注傳統“格物致知”等好傳統，參與當時地方的農業、水利、工程、軍事等建設，通過音樂、詩歌、戲劇、文學等影響情感和精神的健康發展。可見，書院的讀書生活絕不局限於幾本書的閱讀和應對科舉考試，而是通過多方面的歷練和讀者個體的豐富體驗，使之能成為自主、健康、擔責和具有創造力的“成人”和“君子”。

　　元代以後，程端禮曾輯成《朱子讀書法》一書，將讀書之要概括為循序漸進、熟讀靜思、虛心涵泳、切記體察、着緊用力、居敬持志等六個部分。後來在他的官學和書院的管理及教學實踐中，又編寫了更為細化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與之相應的，還有不同學派的實踐和主張，如陸九淵曾在《白鹿洞書堂講義》中強調讀書學習要辨明義利，專志日勉。王陽明在姚江書院時曾撰《教約》，他強調：“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而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將讀書的方法、道理、效果等講得透徹明白。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書院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