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日起,我國首部針對全民閱讀的行政法規《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正式施行,全民閱讀邁入法治化、規範化新階段。法規有了,保障有了,要在更高起點上推進閱讀,一些現實中的問題亟待解決。
書單推薦了多年,圖書閱讀率如何進一步提升?家庭閱讀倡導了多年,父母究竟該怎樣帶着孩子讀書?閱讀推廣做了多年,怎樣更精準地跟需求端對接?近日,來自教育界、出版界的專家學者在京展開一場深度對話,探尋如何打通從“全民閱讀”到“家庭閱讀”的“最後一公里”。
一老一小是重點保障人群
“有沒有法,對閱讀能否持久開展、深入開展,是不一樣的。”韜奮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原院長魏玉山全程參與了《條例》的立法研討過程,對這部法規出臺的來龍去脈了然於胸。
在魏玉山看來,《條例》的制度設計,在幾個關鍵節點上實現了突破。特別是規定每年4月第四週為全民閱讀活動周。“過去,‘4·23’世界讀書日廣受認同,但缺乏法律地位。從日到周,不只是時間長了,更重要的是它的法律效力。”
“從立法到落實,從有法可依到依法推進,這中間的距離,是2026年值得關注的産業命題。”魏玉山説。
魏玉山繼而談道,《條例》還第一次用法律語言描繪了重點保障的圖譜:農村地區、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欠發達地區,是重點保障地區;老年人、青少年兒童、殘疾人,是重點保障人群。魏玉山將其歸納為一老一小——這兩個群體,也恰恰是本次討論的話題焦點。
而在全民閱讀的最小單元——家庭層面,魏玉山建議,營造書香家庭氛圍,設置書架,將書作為生日禮物,家長多帶孩子逛書店和圖書館等。
不是閱讀教育而是平等共讀
真正的閱讀可以發生在餐桌旁、書架前、睡前的那盞燈下。
“我需要先糾正一個説法。”北京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國家語文課程標準修訂組核心專家吳欣歆開門見山,“如果把家庭閱讀定位成父母指導孩子閱讀,那叫家庭閱讀教育,不叫家庭閱讀。家庭閱讀是家庭成員共同參與的閱讀行為,是家庭生活的一種方式。”
長期以來,家庭閱讀推廣的話語體系幾乎默認:成人是指導者,孩子是被指導者。吳欣歆認為這個預設本身就有問題。“我從來不認為12歲孩子的閱讀感受一定不如32歲的成年人深刻。孩子是全身心和閱讀內容貼近的,他們給出的往往是更純真、更符合人性的感受。”
真正有效的家庭閱讀,在吳欣歆看來,應當是父母的書和孩子的書放在同一個書架上,互相借閱,互相推薦。“重要的不是聊什麼內容,而是我和你在一起,我們幹的是閱讀這件很純粹的事。”
吳欣歆近年來持續倡導10歲獨立閱讀的概念:3至6歲,家庭主導,家長是領讀者;6至8歲,家校合力;8至10歲,家校社協同推進。如果一個孩子在10歲之前成為獨立閱讀者,10歲之後就是一個可以自主面對世界、自主學習的人。
但現實中,伴隨着孩子成長,“沒有時間閱讀”也成為一道難題。大閱文化創始人劉穎坦言,孩子進入中學後,購書數量直線下降,家庭閱讀時間急劇壓縮。對此,吳欣歆給出的建議是舊文本重讀——把以前讀過的書重新拿出來,在新的認知高度上重溫,往往能發現全新的意義。閱讀時間長短是一方面,思考的深度和廣度更重要。家長可以自己廣泛閱讀,從中精選章節帶孩子讀,幫孩子節省時間,但不放棄他在閱讀上的發展。
書單有了仍需跟進導讀
政策暖風吹來,行業在抓住機遇的同時也面臨挑戰。
“我們2026年的目標,就3個字——活下去。”又見書店負責人李斌表示,書店已在行業摸爬滾打8年,靠着每年百餘場活動支撐,去年所有營收扣掉房租後,如果沒有補貼就很難生存下去。
北京百萬莊圖書大廈副總經理李瑞觀察到,短視頻對閱讀市場的衝擊已在終端有了肉眼可見的體現:大部頭文學作品幾乎一年難覓一個穩定讀者,深度閱讀的消費人群在持續收窄。
中國和平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經理胡剛將問題的根源指向需求端,“我們這些年做的大部分是供給端的事——改善設施、保障經費、培育人才、優化內容。但消費者缺乏判斷力,這是更深層的問題。”他舉了一個細節:書店精選了綠色印刷的優質童書,定價略高,一些家長的第一反應是為什麼這麼貴。“而另一邊,算法主導的某些書單靠投流、刷量,劣幣驅逐良幣,導致需求端被資本和算法雙重‘綁架’。”胡剛對此感到無奈。
事實上,圍繞青少年和家庭閱讀的推薦書目並不匱乏。主管部門和一些機構面向不同年齡段讀者推薦圖書,覆蓋學科門類也較為完整。但書單有了,後續的家庭閱讀引導卻仍需加強。與會嘉賓認為,書單從“有”到“有用”,中間還有一段路要走。
推動圖書消費的政策,已有持續探索。“部分省份在世界讀書日或書展期間發放圖書消費券,效果有一定顯現。家電可以以舊換新,圖書消費還有更多文章可做。”魏玉山談道。
而在政策工具之外,吳欣歆提出了一個建議:參考韓國等國家做法,將學生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的閱讀報告,作為作品集納入大學考核要件。“就像藝術類學生申請高水平院校需要交作品集,我們能不能要求每一個學生,用12年的閱讀記錄證明自己是一個讀書人?”她坦言,這個建議的邏輯,和她當年推動整本書閱讀進入課標、進入考卷的路徑一脈相承。“要‘扭轉局面’,最終還是要有制度要求。”吳欣歆表示。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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