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軟倡導”到“硬保障”

　　【專家點評】

　　作者：馮士新（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

　　耕讀傳家，把讀書當作“第一等好事”，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從2006年中宣部等11部門聯合發出《關於開展全民閱讀活動的倡議書》起，我國全民閱讀事業歷經近二十載發展，逐步完成從社會倡議到國家戰略的歷史性跨越。《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頒佈實施，則標誌着全民閱讀工作進入了法治保障的新階段。

　　全民閱讀立法，彰顯了閱讀在文明演進中的重要價值。中華文明之所以歷經數千年而不斷流，一個重要原因是以漢字為媒介的閱讀傳統始終得以延續。閱讀不僅被視為個人之事，更被看作教育的重要手段，具有顯著的社會性，並通過一套系統化的制度設計予以保障。新中國成立後，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有力提升了國民閱讀能力。改革開放以來，大力恢復和發展出版事業，國民閱讀能力與視野不斷拓展。進入新時代，黨中央高度重視全民閱讀工作。黨的十八大將“開展全民閱讀活動”寫入報告，“全民閱讀”連續12年被納入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批復設立“全民閱讀活動周”，“十五五”規劃建議進一步提出“推進書香社會建設”……這一政策發展軌跡，清晰勾勒出全民閱讀事業從理念倡導到制度建構的演進脈絡。而《條例》的頒佈，正是這一脈絡上的里程碑，為閱讀賦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了更強大的法治動能。

　　全民閱讀立法，是對人民群眾閱讀權利的有力保障。隨着物質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長，閱讀已成為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當前閱讀供給與人民群眾的期盼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主要表現在優質內容供給不足、閱讀資源分佈不均衡、城鄉區域差異明顯，部分地區的閱讀基礎設施仍較為薄弱。數字化閱讀方式的快速發展，也在優質數字內容獲取、數字使用能力等方面帶來新的挑戰。通過立法手段促進閱讀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閱讀公共服務質量，正是對人民群眾閱讀需求的積極回應。《條例》針對青少年、老年人等不同群體，進一步明確閱讀權益，推動閱讀資源向基層和各類群體延伸，使“書為人人”從理念轉化為切實的民生保障。

　　全民閱讀立法，是數智化時代堅守閱讀價值的迫切需要。隨着互聯網、人工智慧等技術的快速發展，閱讀生態面臨巨大變革。一方面，數字閱讀以其便捷性、互動性和個性化打破了時空限制，豐富了閱讀場景與選擇；另一方面，碎片化閱讀衝擊深度閱讀、算法推送固化“信息繭房”、娛樂化內容擠佔閱讀時間等問題也逐漸顯現。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連續實施的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我國綜合閱讀率雖穩步提升，但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增長趨緩。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數智化時代守住閱讀的本質，推動傳統閱讀與新興閱讀方式深度融合，構建健康有益的閱讀生態，成為此次立法的重要考量。

　　全民閱讀立法，彰顯了中國特色和制度優勢。從地方實踐看，江蘇、天津等地已率先出臺全民閱讀相關地方性法規，為國家層面的立法積累了寶貴經驗。從國際視野看，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世界讀書日”，30年來已有包括中國在內的百餘個國家積極響應。許多國家還通過立法，確立閱讀保障和促進機制，明確政府在閱讀資源投入、閱讀習慣培養等方面的法定職責，形成各具特色的閱讀促進體系。我國全民閱讀立法既借鑒國際經驗，又立足本國國情進行創新，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例如，在推進機制上，構建“政府主導、多元協同、全民參與”的立體模式，明確各方責任，發揮市場機製作用，形成促進全民閱讀的合力，建設覆蓋城鄉的閱讀服務體系，讓優質閱讀資源惠及全體人民。

　　全民閱讀事業的法治化，給出版業發展帶來了重要機遇。只有全民重視閱讀、參與閱讀，出版業才能持續發展、繁榮興旺。出版界應主動對標《條例》要求，擔當作為，將法治要求轉化為書香社會的生動實踐。應積極做好《條例》的學習宣傳，在全社會積極營造“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的濃厚氛圍；推動法律規定落地實施，主動對接各級黨委和政府，參與地方閱讀規劃制定，促進閱讀工作納入相關重點安排，推動扶持和保障政策措施落地見效；進一步加強優質內容供給，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推出更多標注時代高度、深受讀者喜愛的精品力作，為全民閱讀提供源源不斷的高質量內容資源；提升閱讀傳播觸達能力，推動閱讀融入生活場景。此外，還應加快實體書店轉型升級，鼓勵在公共交通、商業綜合體、社區等場所嵌入閱讀服務，大力發展網絡渠道與數字閱讀，滿足多樣化、多層次的閱讀需求。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閱讀推廣活動，搭建好書與讀者之間的橋梁，讓閱讀成為一種隨時隨處可及的生活方式。

　　（項目團隊：光明日報記者 李苑、尚文超）

　　《光明日報》（2025年12月29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