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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聰、盧沉《礦工圖》組畫最大規模集體展出

展訊 中國藝術報 2015年08月04日 18:06 A-A+ 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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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工圖之五——同胞、漢奸和狗(紙本水墨)  周思聰  1980年

礦工圖之五——同胞、漢奸和狗(紙本水墨) 周思聰 1980年

“紅樓夢未完” ,是讓多少中國文學愛好者如鯁在喉的憾事;而對20世紀中國美術的愛好者而言,更讓他們引以為憾的,是周思聰、盧沉于上世紀80年代初創作的《礦工圖》組畫最終未能完成。好在如今我們能在北京畫院美術館看到這新中國美術史上的“斷臂維納斯” ——由中國美協、中國美術館、中央美術學院、北京畫院聯合主辦的“大愛悲歌——周思聰、盧沉《礦工圖》組畫研究展”于7月29日至8月31日在京展出。在這個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的時刻,周思聰、盧沉家屬將《礦工圖》組畫、手稿和文獻53件捐贈國家,也是組畫自誕生以來最大規模的集體面世。

“開展前夜,我想,我們得為兩位先生獻一束花。 ”北京畫院美術館館長吳洪亮説。於是,在整個展覽純黑的背景中,展廳正中間,一堆石頭架起一個木樁,上面瓶中插了一枝紅玫瑰。作為北京畫院美術館“20世紀中國美術大家系列展”的第36個展覽,本展也旨在還原《礦工圖》的藝術風貌。作品的入藏,也成為吳洪亮口中“繼齊白石、李可染之後最具價值的藏品” 。

“不夠勁、不夠味,非得變一變才覺得話能説清楚”

的確, 《礦工圖》組畫是20世紀中國美術史上的經典作品,常常被譽為繼蔣兆和《流民圖》之後又一部揭露侵略罪惡、為人民苦難控訴的里程碑式力作。《礦工圖》最早是在1966年由盧沉構思、立意,以東北淪陷時期的礦工苦難血淚史為創作主線。這套組畫以反映中國普通的勞苦大眾《背井離鄉》為起點,以人民的抗爭勝利《當家做主》為組畫的結尾。只不過這部《礦工圖》由於構思挖掘得不夠深入,並沒有繼續進行下去。“文革”結束後,周思聰、盧沉決定重新構思創作《礦工圖》 ,此次他們將構思定位於表現中華民族和廣大人民的血淚歷程,意在喚起時代對於戰爭災難的反省,用自己的藝術創作去呼籲、追求“和平”與“人道”的永恒主題。

“我是從1972年開始正式跟隨周思聰、盧沉兩位老師習畫的,記得上世紀70年代初,我便經常跟著周老師跑去京西煤礦畫速寫,去畫那些質樸的農民、礦工,此後不久她便創作出了《井下告捷》等礦工題材的作品。從1978年開始,兩位老師正式開始《礦工圖》組畫的創作。這一鴻篇巨制的系列作品的創作幾經週折,從1966年盧沉開始有了初步的構思,到1980年兩人共同完成第一幅作品《同胞、漢奸和狗》歷時14年。 ”北京畫院院長王明明回憶。1980年,周思聰、盧沉開始重新創作《礦工圖》 ,為了更好地表現這套深刻而又沉重的繪畫主題,夫婦二人結伴奔赴吉林遼源煤礦寫生采風。那裏是偽滿時期日本軍國主義為掠奪我國資源,集中華工苦力最多的煤礦之一,那裏的老礦工是感受亡國之痛最深刻的人。周思聰、盧沉在遼源煤礦拜訪了倖存下來的老礦工,聽他們親口講述當年在日軍的暴行下的慘痛經歷;他們繪製了大量的炭筆速寫,捕捉下每一處重要的細節;為了更好地了解日偽時期的社會環境和背景,他們還到當地博物館查閱、收集了大量的圖像資料。這些素材都成為構建《礦工圖》的堅實基礎。

在盧沉、周思聰之子盧悅模糊的記憶中,父母在創作《礦工圖》的過程中有時會把畫紙貼在門板上創作。 《礦工圖》在筆墨處理、人物造型、構圖上都有突破性的變化。最引人注目的是運用拼貼、分割、並置、重疊等現代藝術中常用的手段打破單一時空,強化抽象結構以及人物形象的大膽誇張變形。

周思聰、盧沉的探索並非另起爐灶,“我的畫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有點變形,那時候我就感到原來那種完全寫實的和真的畫得差不多的畫法不足以表達我的感情,有時候覺得不夠勁、不夠味,非得變一變才覺得話能説清楚。 ”周思聰曾經説, 《礦工圖》的內容是表現中國人做亡國奴時的歷史,那個時候中國人的思想感情是扭曲的,在被壓抑的狀態下,它本身不變就不行,“我就想畫那種受壓抑的狀態,壓得透不過氣來的那種狀態。 ”

“在創作手法上, 《礦工圖》達到了影視藝術中蒙太奇的效果,它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單一性,不僅在同一個畫面裏展現不同的空間維度,還涵蓋了時間的維度。畫面中支離破碎的塊面分割、幾何形的框架以及那些變形人物的疊合處理,均使這些主流意識下的人物形象更加趨近於藝術家個體的表現,同時又具備了很強的現代感。 ”吳洪亮説。“每一個時代給藝術家不同的角色,所以他們介入現實題材的角度和方法也有不同。 ”畫家李津認為,這是《礦工圖》在藝術語言上令人珍視的一點。

“也許這批畫太沉重” ,卻更彰顯藝術家本應有的文化自覺

“戰爭題材對於每一個藝術家都是挑戰—— 《格爾尼卡》的重要性之於畢加索,也就是《礦工圖》之於周思聰、盧沉。 ”吳洪亮説。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正處於一個全新的西方文化全面進入社會階段,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通使得盧沉、周思聰對傳統中國畫進行了反思,他們在宏大的主題性創作過程中探索新的表現形式,但這個創作階段卻充滿了艱辛坎坷。盧沉由於身體原因退出了《礦工圖》的創作,周思聰獨自扛起創作的任務;而1983年,由於在赴甘肅寫生過程中查出了類風濕病,周思聰也不得不放棄對《礦工圖》的創作。於是, 《礦工圖》組畫僅完成了“王道樂土”“人間地獄”“同胞、漢奸和狗”“遺孤” 4個主題,而《礦工圖》組畫則成為了中國畫史上一曲未完成的悲歌。

“我的創作進行得不順利,我珍惜這不順利。這逆境往往是令人興奮的。 ”周思聰在給友人的信中如此寫道。評論家朗紹君認為,周思聰説自己感到“力度不夠” ,這不是尺幅和筆墨形式方面的,大約是心理上的。作品揭示的歷史苦難及其驚心動魄,需要畫家巨大的意志與心理力量。“周思聰太多柔腸,太多同情心,她似乎難以忍受從自己筆端流淌出那麼深廣的痛苦。其實,這‘心理障礙’是可以克服的。要體驗和創作一幕史詩性的悲劇,必然要歷經精神煉獄,還要得到一種精神的昇華,其中最重要的是通過對痛苦的承受獲得一種形而上的感悟——一種比單純感受痛苦和罪惡更內在的深沉、更能觸及人的尊嚴和本質的體驗。 ”

展覽中,主辦方全面籌借與《礦工圖》組畫相關的創作手稿,特別是為之勾畫的草圖、初稿、素描稿等,第一次整體而又全面地呈現《礦工圖》組畫的歷史面貌,並通過歷史文獻和研究資料去梳理、還原構思之初的《礦工圖》組畫。如同周思聰繪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負薪前行的婦女一樣, 《礦工圖》無疑是她藝術生涯中最沉重的創作主題。“由於兩位老師相繼生病,所以他們最終‘自動’放下了《礦工圖》的創作,周老師轉到了少數民族題材的創作中。這個轉變很自然——他們沒有那麼多功利心,一定要畫幾張什麼的。 ”雖然“自動” ,王明明的言語中也透露出遺憾。

“時隔多年再看,也許這批畫在我們這個時代太沉重,似乎有些不合時宜。 ”盧悅説。但在王明明看來,展現周思聰、盧沉在《礦工圖》時期的創作與思考,對當下的藝術創作更有裨益——當我們過多地強調畫面的製作而忽略了藝術家本應有的文化自信與感悟,當我們過多地參照既定的場景而忘卻了中國畫筆墨無限變化的可能時,回首《礦工圖》 ,或許今天的藝術家能夠在自己的作品中更多地感受到真情實感,就如同周思聰、盧沉創作的《礦工圖》一樣,“畫面中的每一筆每一墨都是自己內心深處的有感而發,是他們用自己的汗水甚至生命譜寫的一曲有關人類大美大愛的讚歌,這也是經典藝術能夠穿越時代,能夠激蕩人心的根本所在。 ”如同斷臂維納斯的《礦工圖》在畫紙上留下的空白,一樣意味深長,這也應當是展廳中那枝紅玫瑰的寓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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