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考入中央美術學院，一二年級不分專業，一起上素描和水彩課。三年級分科（係） ，我們選了版畫專業， 1955年開始學木刻。黃永玉先生來上課，他比學生年長六七歲，是最年輕的老師；他穿著黑色衣褲，滿頭黑髮，眼睛有神，一身朝氣。

       黃先生特地從學校庫房搬來約兩米寬、三米長、十多厘米厚的大木桌，收撿乾淨，讓我們11名新同學圍坐一圈，他在桌前微笑著從容開講。他説：“學木刻先要學木工，學會將梨木段鋸成3厘米厚的木板，用銼子將木紋銼平，銼子用力要均勻。 ”説著就在長凳上示範，我們一一試過，有的推不動銼，有的輕一下、重一下銼不平；他耐心地反復指導，終於每人都銼平了一塊木板；他又教我們用水磨砂紙打磨，直到板面光亮，準備上畫稿。

       畫稿先畫正面，反過來將透過紙的線條描清楚，墊上複寫紙將畫稿複寫到板面，衣服紐扣和手的左右都是相反的；然後在板面薄薄涂一層淡墨，就可以刻了。

       黃先生幽默地説：“一刀一刀刻是一種享受，是一種樂趣，可以一邊聽音樂一邊刻。 ”緊接著他提醒並警告大家，不要畫排列平行或網狀的線條，刻刀要自然流暢，照著線條刻就呆極了。

       黃先生説：“握刀很有學問，右手握住刀柄，左手拇指頂住刀柄下端。一個是動力，一個是剎車，可以自如地刻起來，不致銼刀把畫面刻壞，也不會戳破手指。 ”同學們都看見黃先生手指關節上磨出的老繭，大家欽佩極了！

       學生們圍著桌子興致勃勃地刻起來，先生輪流察看指點，師生間無拘無束地談笑著，我們刻起生平第一塊木刻作品。

       黃先生説起他青年時在上海、香港同進步學者辦報紙，連夜排版。空出兩塊空白，他就按空白的大小鋸板子，深夜刻出兩幅木刻，鑲在排好的版裏，第二天一早木刻作品就見報了。他靠這些稿費生活，有時生活拮據就到木刻家李樺先生簡樸的住所蹭飯吃。把飯吃光，李先生遞來一塊毛毯，他就在屋裏大睡一覺。李樺先生是老師也是長輩，黃先生深情地回憶，有一次李先生請他看電影，問：“有車費嗎？ ”他搖搖頭，“好吧，我們走” 。從住所到影院要走幾個小時，走到影院門口李先生把一張影票交給他，自己沿著原路又走回去，原來李先生也沒有車費。

       木刻刻好了。黃先生又教我們動手製作拓印木刻的耙子，印的時候，他要求我們將油墨滾勻，宣紙鋪在板上後用耙子在背面磨，磨到整個畫面都透過紙背再輕輕地揭下來，用圖釘訂在墻上晾幹，對著初印好的畫面仔細研究，做最後的修改，有黑的地方可加些線條，生硬處可多加整理。改畫要慎之又慎，否則反而會改壞，想好再下刀，不要猶豫不決。

       關於木刻美學，黃永玉先生説他不是學院派。但是他上課時一個練習接一個練習，循序漸進，先是靜物花卉，中間有人物肖像，後是校園風景。那時中國畫係、油畫係的風景課常去郊區有山有水的景點。而黃先生就近取材，安排我們各自選擇校園的一個角落，我記得張堅如畫教學樓前的松樹和花壇，蔣建國畫操場東邊圍墻內的升旗桿和大椿樹，我畫了校門口9個石砌的門墩和滿院的樹叢……

       60年過去了，學校早已遷到城外寬敞的新校區，老校址拆遷，變成協和醫院的新病房樓。我刻的《美院老校門》變成校友回憶母校的紀念品，上世紀80年代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收藏了一幅並幾次展出。李樹聲先生收到一幅複製品（木板有損）後感慨地説：“在裏邊住了46年！太有感情了。 ”李可染先生、師母鄒佩珠先生見到後也説：“老美院，太熟悉，感情很深啊！ ”老校園裏有徐悲鴻、吳作人老院長的身影，有齊白石老人上課的痕跡，有李可染、李苦禪、李樺、古元等老一代宗師授課的回音。

       60年後，黃永玉先生九十大展，我們在北京的老學生聚會在“萬荷堂” 。黃先生九十大展，繼八十大展後在國家博物館揭幕，在展出令人驚嘆的輝煌巨作的同時，也展出了當年為我們上課時他的木刻示範作品《阿詩瑪》《春潮》 《雷鋒像》 。我們這些老學生想對黃永玉先生大聲地説：“您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最年輕的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