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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永久的課題——美術館的定位與功能

資訊 美術報 2020年05月25日 17:47 A-A+ 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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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曦林(作者為美術史論家、書畫家)

  1986年春,文化部藝術局在南京召開了我國首次部分省市美術館專業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我受命起草《美術館條例》,後經批准,當年11月10日由文化部正式頒發,名為《美術館工作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此後,又在有關會議上進行了修改,聽説改動不多,也就再沒有過問。今重讀原稿,感慨之至,走筆為文,以應主題。

  《條例》計五章十六條。第二條曰:“美術館是造型美術的博物館,是具有收藏美術精品向群眾進行審美教育、組織學術研究、開展國際文化交流等多職能的國家美術事業機構。”此條強調了它的“博物館”性質,對於各級政府文化部門如何為美術館定性至關重要。

  美術館當年擬名“現代美術館”,1963年請毛澤東為美術館題名的初步方案是“中國美術展覽館”,毛澤東果斷刪去“展覽”二字,展覽館遂變成博物館,真刪得高明。英文稱博物館為Museum,稱美術館也是Museum或Art Museum。1967年,中國美術館英文譯名定為“The Museum of Chinese Art”。這樣我們不能不追索關於Museum的定義。國際博物館協會近幾十年來一直認為博物館是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向公眾開放的非盈利常設機構,為教育、研究、欣賞的目的,徵集、保護、研究、傳播並展出人類及人類環境的物質及非物質遺産。以上文字也有調整,但宗旨未變。1986年起草《條例》時,尚沒有看到國際博物館協會的這個文本,今天看來,博協定義的社會性、公開性、永久性、公益性或非營利性是明確的。那麼,政府增加美術館撥款,美術館典藏活化陳列,重視公共教育,免費向公眾開放等等措施,在中國就是歷史性的進步,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文明的標誌。

  博物館首先要有藏品。中國美術館1960年成立建館小組,1961年成立“收購小組”,任務是開展藏品徵集、作品研究、籌備陳列、開館方針,被視為“關鍵部門”、“參謀部”,成員有劉峴、江豐、米谷、鄭野夫等,此即為研究部的前身。這四位前輩中,3人戴著“右派”帽子,在逆境中,為中國美術館作出了特殊貢獻。在1961年4月的收購小組會議上,美術館召集人蔡若虹説:“劉海粟‘天馬會’等人的作品可以收,林風眠早期的《人道》、《十字街頭》等油畫作品你們應該去尋找。應將各流派的人排排隊。”“國畫名家作品多收些”,“宋、元、明、清也可以收,‘揚州八怪’和‘四王’的都要收。應開列流派名單。”華君武説:“重點要收吳昌碩、任伯年的作品。”是年6月,蔡若虹説:“美術館的陳列應當從宋代開始”,“齊白石沒有紀念館,可考慮在美術館中解決。”是年8月,周揚指示收購小組:“五四以來有條革命的線,左翼以木刻為主。離革命路線遠些的也要收。”今天重溫這些話特別感動,真敬佩和感謝這些前賢,他們心中有個類如通史的中國美術博物館。昨日之收藏為今日之陳列奠定了基礎,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收藏是韆鞦萬代的文化積累,真應該格外重視。

  《條例》第六條“收藏”稱:“藏品是美術館業務建設的基礎。美術館代表國家徵集古今中外美術作品,以及與美術有關的實物、資料等。各美術館根據自己的辦館宗旨決定收藏範圍和收藏重點。提倡各館辦出自己的特色。美術館通過收購、專題徵集、接受捐贈和調撥等方式徵集藏品。各館之間經上級部門批准,可以調劑有無,交換藏品。”當年對此條討論最為熱烈。尤其“調撥”途徑引起爭論。我堅持留下了這兩個字。我知道韓樂然的百多件作品是原歷博轉來,數百件錢慧安精彩的白描是朵雲軒轉來……有這個政策,將為國家廳堂館舍或外事機構更換下來的作品轉為美術館藏品留下了通途。美術館文革期間曾完好地代管過徐悲鴻紀念館藏品,所以舉辦陳列時向徐館借油畫非常順利。今天能否通過與徐館交換有無,使國家美術館也有徐先生的素描、油畫不是沒有可能的。另外,近年美術館接受了大量的個人捐贈,其質量、數量、範圍令人慨嘆,有條件時應給捐贈者更豐厚的回報。古人捐款建廟都銘刻于碑陰,今將捐贈藝術品者刻入碑銘當是極應該、極簡單又永垂不朽之舉。在新時期,國家投資的重大歷史題材創作工程之成果藏之於國家美術館,是時代的創舉,全民擁護之,古人若知亦欣然嘆賞吧,張彥遠“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的古語仿佛在新時代煥發出了異樣的光彩。

  《條例》第八條關於“研究”是最長的一條,這可能是出於對本行的感受。其數點,一是:“研究工作是美術館業務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開展收藏、陳列等各項業務活動的前提。”二是研究的範圍:“要圍繞美術館的性質和任務,開展美術館學的研究,美術史論、美術思潮的研究,審美教育的研究,藏品及其作者和收藏對象的研究,展覽、陳列藝術的研究和保管、陳列有關的科技研究等。”三是資料的收集:“應在研究部門內設立藝術檔案室,系統收集、科學管理有關美術家、各美術流派,特別是成績卓著的老一輩美術家的資料。除文字資料外,要特別注意各種形象資料的收集。”當今資料的數字化共享提供了太多的方便,百度也無所不包,但紙本文字和實物資料仍不可替代。20年前,通過編輯《中國美術年鑒1949~1989》,獲得了數千份美術資料,皆已由藝術檔案室分類編號以方便借閱,惜檔案室已撤,這些檔案也打入地下室冷宮。我作為發起者甚感心涼,更影響了老一輩史論家捐獻資料的熱情,甚至擔心這些猶如心血的資料未來的遭遇。美術館代管的中國近代美術研究中心本應兼此職能,也不知今日是否健在?實在令人堪憂。

  《條例》第九條是“陳列、展覽”,重點強調“藏品陳列是美術館面向社會的主要方式,有無長期陳列也是區別美術館和展覽館的標誌之一。各館應在收藏和研究的基礎上,逐步辦好系統的長期陳列。”我清楚記得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博物館都瞧不起美術館,因為你沒有系統陳列。中國美術館自1963年正式竣工定名,即研究開館陳列,1965年10月推出“建國以來部分美術作品藏品陳列”。此後幾十年來,中國美術館曾數度試辦近現代或近百年藏品陳列,無奈總是不久長,因為美術展覽館太少,陳列總是被各種臨時性展覽擠掉,陷入不辦不像美術博物館,欲辦又因展期短藏品經不起折騰的兩難境地。近年“活化”藏品的口號多好,但往往也“活”得不夠久長,因此長期固定陳列總是不長不固,變成了短期行為。也因此,人家説中國沒有美術博物館,到故宮、國博看不到系統的古代美術陳列,到中國美術館看不到系統的近現代美術陳列。對此,吾儕無言以對啊!我們期待著寬闊的新館落成,使中國美術館擺脫沒有系統陳列的尷尬困境。一旦有了相對穩定的系統陳列,如何活化就是“小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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