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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藝評人:陳履生(中國國家博物館原副館長)
在表現豐收的作品中,還有一些屬於花鳥畫的作品,則把人民公社的豐收轉化為一些為人們所垂涎的蔬果之上,基本上是突出一個大字,然後是品種之全,農林牧副漁的全面表現,成為這一時期花鳥畫創新的一個重要內容,也為這一時期傳統花鳥畫的推陳出新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這一類創作以北京畫院和上海中國畫院為主,而其中以畫師之間的合作為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北京畫院集體創作的《力爭農業大豐收》(1958年),上海中國畫院孫雪泥、朱文侯、張大壯、江寒汀、唐雲、王個簃集體創作的《全國豐收大豐收》(1958年)和集體創作的《大豐收》(1959年)。在北京畫院的作品裏,除了蔬菜瓜果之外,還出現了小麥、水稻、黍子、玉米、向日葵。而上海畫院6位畫師的合作與北京畫院的集體創作所表現的內容基本相近,只是去掉了北方特産而增加了一些江南地區特有的蔬果,另有題詩:“全國豐收大豐收,農民躍進再躍進。慶祝國慶萬象新,五光十色沖天頂。”時隔一年,上海畫院集體創作的作品中增加了情景,既有遠處的糧堆,又有近處運輸的板車,品種則增加了雞鴨、羊、魚等,蔬果的品種更為齊全。所表現的是“歌頌農林牧副漁全面大豐收”“新年多喜氣,人意指揮天。山嶽獻林樹,龍王貢海鮮。牛羊繁好種,黍谷滿公田。揚我紅旗幟,東風遍大千。”
北京畫院 力爭農業大豐收 1958年 中國畫
上海中國畫院合作 大豐收 1959年 中國畫
屈貞 十邊收穫 1960年 中國畫
徐聰佑 向日葵 1958年 中國畫
其它的這類作品還有北京畫家王鑄九的《豐收圖》(1958年)、屈貞的《十邊收穫》(1960年);上海畫家有徐聰佑的(向日葵)(1958年)、張大壯的《水産豐收圖》(1958年)等。其中張大壯以畫水族著稱,所以,他延續著這樣的方法,于1972年創作了《帶魚豐收》、1974年創作了《新豆涌到》,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70年代還有陳佩秋的《飽飽金珠勝似春》(1974年)。直到2001年,吳玉梅還創作了《菜籃子工程》。而在表現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方面,還有很多作品,其中比較突出的有:來楚生《收菜籽》,袁傑英《豐收時節》(年畫),張碧梧《滿山花果喜豐收》(年畫),羅映球《黃麻豐收的時候》(版畫)。
張大壯 帶魚豐收 1972年 中國畫
張大壯 新豆涌到 1974年 中國畫
時代的政治需求與時代的審美潮流,決定了新中國美術發展的潮流,而這並非針對某個人或某個集體。儘管周恩來説:“不論學習古代的東西還是學習外國的東西,都是為了今天的創造,都要把它們融化在我們的創作中。文藝總要有獨創精神。”周揚也在上海與美術家座談時指出:“所有的藝術形式,必要它能把時代的精神面貌反映出來,都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不要丟掉畫家原有的特長,要發揮他的特長。”實際上,在那個特點的時代,“獨創精神”以及所保留的“原有的特長”在美術創作中很難被社會所接受,因為這些作品不能套入主流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模子。而從另一方面來看“豐收”題材的創作,卻是一個極容易被放大、被誇張的表現內容,無疑,這也表現了當時的美術創作受到浮誇風影響下的社會問題。姜燕、屈貞合作的《新品種賽衛星》所表現的土豆之大,兒童可以在土豆之間捉迷藏;姜燕、婁師白合作的《稻田當作黃絨毯》把豐收的稻田變成黃絨毯,兒童能在上面翻筋斗;姜燕、溥毅齋合作的《社會主義的玉米》之大,需要4個兒童來抬;其它還有“大豆過江”之類,也是用盡了浪漫的手法。至於像老畫家陳半丁在《力爭上遊》中集其大成誇大處理瓜蔬之大,則是在同時期的作品中所少見。還有黃永玉的套色版畫《在十萬斤一畝的稻田上跳舞》《豬羊肥大賽黃牛》,張世簡的《向毛主席報喜》(1958年),豐子愷的《迎春爆竹響千家共祝新春百物華》(1961),都是在所謂的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結合中,把一些具體的虛誇産量、産值的數字變成了漫畫化的圖像。這些“豐收”與歷史上的饑饉,以及今天所揭露出來的當時被餓死的農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無疑,這也反映了這一時期藝術創作上的問題。
黃永玉 在十萬斤一畝的稻田上跳舞 1958年 版畫
陳半丁 力爭上遊圖 1958年
在油畫、版畫等其他畫種表現“豐收”的題材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朱乃正創作于1962年至1963年間的油畫《金色的季節》(152.5cm×161.4cm,中國美術館藏),該畫以仰視的角度表現了兩位藏族婦女揚青稞的場景。在一個把地平線壓到低至極限的構圖上,兩位藏族婦女矗立在畫面上,她們相向而立,手中的簸箕在不同的高度之上,從中飄出的青稞與她們飄揚的頭髮,表現出的動感,能夠讓人們感受到風的吹過。這是一個青藏高原上的勞動歡歌,也是這個時節中的豐收詩情。雖然,《金色的季節》不像其他多數表現豐收題材的作品那樣,以高高糧堆、稱重等來顯現豐收;也沒有表現豐收場上複雜的人物關係,以及多樣的勞動內容,只是以揚谷這一具體的局部過程來表現豐收這一豐富的內容。在黃色調襯托的背景上,主體人物的黑和棕色表現出的濃重,正是藏族服飾中的那種基調。地平線上左側的建房的場景,與右側的雪山等表現了地域上的特點。朱乃正詩意的表現藏族的豐收場景,不僅是新中國以來民族題材中的代表作,而且在表現“豐收”主題方面的獨特性,亦在這一題材的創作中的具有重要性。
朱乃正 金色的季節 152.5×161.4cm 1963年 油畫
與朱乃正創作《金色的季節》的同時,李煥民創作了版畫《初踏黃金路》(54.2cm×49cm,1963年,中國美術館藏),這是李煥民一生中的代表作,也是版畫在表現“豐收”題材的諸多作品中最為著名者。與《金色的季節》相似,《初踏黃金路》表現的也是藏族豐收的題材,主體人物也是2位藏族婦女。《初踏黃金路》在表現“豐收”時,沒有用常見的藏族人載歌載舞的方式,而是選擇在收割完工後回來的路上。她們牽著牦牛,牦牛搭載新收割下來的青稞,非常喜悅和自信的走在自己的路上。李煥民説:“那已經不只是一條自然的路,那是一條歷史之路,是翻身農奴們的解放大道”。因此,李煥民以套色木刻的金黃色調來表現這一“豐收”的主題,還表現了翻身農奴在新中國的變化。在這一條呈S形的黃金路上,路的兩側還有沒有收割的成熟的青稞,遠處還依稀可見一位牽著牦牛的藏民,表現出了這條滿載豐收的黃金路上有著不斷的人流。李煥民以其嫻熟的木刻刀法,在處理黃、紅、黑三色的關繫上,把版畫中常規的以黑色為主的特點,轉變為以黃、紅兩色為主,黑色在人物和牦牛的輪廓和形象塑造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對比中感覺到更加醒目。另一件版畫表現“豐收”題材的代表作是王琦1955年的《晚歸》,在夕陽的襯托下,老樹昏鴉的詩意,相伴的是滿載著收穫的馬車行進在回程的路上。王琦在構圖時選擇了一個上坡,使得在構圖上有了變化,避免了平直的呆板,但是,畫面中卻不見上坡中吃力的景象,這是他用畫面左上方的老樹來平衡了畫面上的視覺關係。作為推動版畫在新中國轉型的主將,王琦在該畫中用套色來解決版畫難以表現色彩意象的問題,而該畫如果沒有夕陽這色彩的詩意,就難以達到收穫歸來這一主題表現的效果。
李煥民 初踏黃金路 1963年 版畫
1972年,顧盼、潘鴻海合作的油畫《又是一個豐收年》(110cm×80cm)是一個時期之內的代表作,而且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顯然,它出現在那個時期,在表現“豐收”主題方面,以一位在稱重的女性于豐收場上發自內心的喜悅的心情,和豐收場上的色調與光影關係,尤其是來自地面稻穀上的金色的反光在人物身上的色彩關係,表現了“豐收”這一主題。這是一個具有豐富細節的構思與構圖,既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和特點,又在時代的可能性中的表現出了藝術上的追求。而在1989年的第七屆全國美展上,孫向陽的油畫《金秋》(124×114cm),從宏大敘事的豐收表現中回歸到家園,又出現了新時代中的轉變。可以説,不管是如何的變化,“豐收”對於農民、對於社會的意義,都沒有變。
顧盼、潘鴻海 又是一個豐收年 1972年 油畫
顯然,在中國畫和油畫表現“豐收”題材方面所呈現出來的不同,幾乎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在媒材和形式語言方面,在內容的選擇和構圖的方式上都有著明顯的差異。而在主題的擴展方面,更是有著明顯的不同。陳丹青於1976年創作的《淚水灑滿豐收田》(150cm×200cm),同樣是在豐收田上,但是,主題已經偏離了豐收,而轉向了對於偉人去世的震驚和悼念。
陳丹青 淚水灑滿豐收田1976年 油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