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的藝術知己:徐悲鴻

來源:美術報 | 2018年04月24日 15:57
美術報 | 2018年04月24日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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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 白石墨妙冊(其二)十一開之一 紙本設色 1948年 徐悲鴻紀念館藏

齊白石 白石墨妙冊(其二)十一開之一 紙本設色 1948年 徐悲鴻紀念館藏

       江南傾膽獨徐君

徐悲鴻留下來的60余萬字的文章,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以寫實為標準重評中國畫史,其結論是褒揚花鳥畫,貶抑山水畫和人物畫,所謂“吾國最高美術屬於畫,畫中最美之品為花鳥,山水次之,人物最卑。”對於中國畫人物畫的改良,徐悲鴻留學歸來後,一定程度地融入素描因素,自認為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對於他投注精力不多的山水畫,不僅他試圖把西畫寫生滲透到中國畫基礎教學的設想難以在北平畫壇實施,而且在當時畫壇中也難找出他堪為大力推介的模範。正是在這樣的尋找中,他看到了齊白石的山水。

實際上,齊徐二人對山水畫的看法是有同有異的。在反對動輒論宗派、講來歷,反對重臨摹、輕創造,提倡師造化上,二人觀點相近;但在如何創造上還是有很大差異的。齊白石追求真實感受之後、刪繁就簡式的、大寫意的胸中山水,並大膽創造出前無古人的山水畫;徐悲鴻則追求“畫樹知為何樹,畫山可辨遠近,畫石堪與磨刀,畫水可成飲料”的實感。所以徐悲鴻對齊白石的山水最看重的是其創造性,而非臨摹來的,正如他給齊白石的信中所説:“吾推重齊白石者,正因其無一筆古人而能自立(此節尤重要)”,“聞師造化矣,不聞師古人也,試問古人何師?甚矣!淺人之誤人也”,“翁之山水獨創一格,深合自然。俗子偷懶,惟知四王,復好論是非。鄙人因號之曰:有目用以無視最為可恥”,“翁寫(山)水特妙,他日願得一幀”。齊徐二人在藝術上的這一點“同”,是他們保持後半生交往的很重要的因素,而同樣是尊重齊白石的林風眠,或許就是因為缺少這樣的基礎而沒有繼續交往。這提示我們,對藝術的某些認識上的共同話語,也許是畫家交往的相對牢固的基礎,哪怕他們被劃分在不同的類型裏,哪怕他們只在某個方面存在“同”,哪怕他們各自還存在很大的“異”。

在對齊白石山水的推介上,徐悲鴻有可能是貢獻最大的一個人。1930年9月開始謀劃、1931年6月為之撰序、1932年出版的《齊白石畫冊》,可以説是徐悲鴻盡心竭力的結果,這是齊白石的第一本以及生前最後一本以山水為主的畫冊。

齊白石 白石墨妙冊(其二)十一開之五 紙本設色 無年款 徐悲鴻紀念館藏

齊白石 白石墨妙冊(其二)十一開之五 紙本設色 無年款 徐悲鴻紀念館藏

針對齊白石山水突出的獨創性和被認為粗野、無來歷的指責,徐悲鴻在《齊白石畫冊》序中,從頭至尾抓住的是一個“變”字,並對“變”做出了自己的解釋。一向崇尚儒學的徐悲鴻,在藝術上也以“中庸”為追求,這從他和諧、含蓄、溫潤渾融、不浮滑、不刻露、極少劍拔弩張或頓挫沉鬱的繪畫面貌上即可見出。他理解的中庸,就是“致廣大、盡精微”,“奉平正通遠溫順良好為中,而斥雄奇瑰異者為怪”,崇尚“氣度雍容”,鄙夷“獷悍疾厲”。他認為藝術要“變”,而且“變”是藝術的最高境界,所謂“至變而止”,但一定要“正變”——“正者能知變,變者係正之變”,既不能為變而變,也不能從一開始就變。“變”是“經驗所積”,但也不是所有有積累的人都能達成的,它是一種“擬之不得,倣之不能”“出諸意料以外”的境界,要達到這樣的境界,除了積累,還一定要“具精湛宏博之觀”,絕不是“似是而非”的“淺人”的“粗陋荒率之敗象”所能體現的。他認為齊白石的山水就是這種具“中庸之德”的正變,既有“具備萬物,指揮若定”的雍容氣度,又有“真體內充”的廣大,“妙造自然”、不“斷章取義”的精微,更有儒家所行之大“道”,在藝術面貌上不“徒襲他人形貌”,在品德上也不是“盡得人形貌者猶自詡”者所能相比的。總之,這區區四百字的序言,可以看做從藝術和為人雙方面為齊白石“正名”,將之推至儒家的最高境界,列入不多見的大畫家的行列,所謂“雖翁素稱之石濤,亦同斯例也”,極盡褒揚,無以復加,而且毫無客套,非常真誠,這從持續半生的友誼和不遺餘力的收藏中可以得到證明。在徐悲鴻著文評價的近40位同時代畫家中,唯有齊白石獲得了如此至高的評價。

對此,齊白石將感恩體現在贈徐悲鴻的一幅山水畫上:“少年為寫山水照,自娛豈欲世人稱。我法何辭萬口罵,江南傾膽獨徐君。謂我心手出怪異,鬼神使之非人能。最憐一口反萬眾,使我衰顏滿汗淋。”只要是徐悲鴻認定的,他的“膽”量幾乎是無邊的,這一方面源自其藝術上的自信和判斷,一方面源自其個性,所謂“一意孤行,固執己見”,又何懼“一口反萬眾”?

在徐悲鴻的引薦下有幸結識齊白石的郭味蕖回憶説:“1956年的初秋,我在畫家徐悲鴻紀念館又一次接待了白石老人。那時他剛剛知道了徐悲鴻先生辭世的噩耗,立即趕來。他在徐悲鴻先生故居會客廳的沙發上默默地坐了很長時間,眼睛凝神不動,心裏在尋思著什麼。後來他的口角動了一下,説出了‘影像’兩個字,我們才知道白石老人是要看看悲鴻先生的像片。他站在悲鴻先生的影像前,眼裏含滿了淚水,一定要跪拜,大家怕老人過於激動,在勸説下,才深深地鞠躬,然後被攙坐在椅子上。悲鴻先生是白石老人的知友,是‘最憐一口反萬眾,使我衰顏滿汗淋’的傾膽知交,悲鴻先生的逝世,是民族藝術的重大損失,怎能不使白石老人傷感呢?這一次就是我最後和白石老人的會見。”齊徐二人情誼之深長,令人動容。一個96歲的老人要堅持的“跪拜”和“深深地鞠躬”,其間最多的含義還是深深的感恩,這種情感超越了年齡、派別甚至藝術本身,深刻地印在齊白石的心裏,也留在20世紀的中國畫壇。

徐悲鴻曾在聽説齊白石背後盛讚自己作品後,不勝“感愧”地致信稱讚齊白石“古道照人”。年齡、經歷、藝術追求等各方面存在很大不同的齊白石和徐悲鴻,能建立起如此深厚的情誼,成為相知相惜的知己,除了他們有上述不多的共同點,還因為他們有“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寬厚和容量,有視藝術為生命的情感,性情中都有純凈、單純、誠摯的東西。也許,這就是所謂“古道”,是值得我們懷想、記取和學習的一種精神。

編輯:韓丹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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